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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所谓的日者，指的就是通过观天象预测未来凶吉的卜者。 这一点他已经跟师父他们问清楚了！ 司马迁笑道：“你既然看过了，就该知道你们祖师爷可是不信这一套说辞的。” 霍善听司马迁这么一提醒，也认真回忆起《墨子》里关于日者的内容来。 墨子曾经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有天他走在路上被个日者拦住，日者说今天黄帝要在北方杀黑龙，告诉墨者说你正好脸黑，不能往北走。 墨子不信他的说法，继续往北走去，结果发现淄水河水暴涨了，过不去，只能折返。他回到原处后又见到那个日者，日者笑着说：“你看，我说你不能往北走吧？” 墨子道：“你说因为我脸黑不能往北走，可今天淄水南边的人不能往北走，北边的人不能往南走，其中有脸白的，也有脸黑的，为什么都不能过河？可见你的话根本没有道理。” 墨子讲完这段经历，还很自信地表示：“我的学说就不一样了，所有想攻讦我学说的人都是以卵击石——就算全天下的卵都扔完了，石头还是石头！” 可见自古以来能开宗立派的人，大抵都有股子睥睨天下的傲劲在身上——想来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门徒为他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霍善相当以己度人地分析起来：“你怎么知道我们祖师爷不是看不得那日者太得意，才当场想办法把他驳倒？” 论搞辩论，诸子百家谁都不带怕的！ 即便你说中了，我也要从各个角度反驳你，说你是在胡说八道！ 司马迁：“……” 不愧是墨家子弟，你看起来确实挺有你祖师爷那股子气质的。 司马迁不是个容易放弃的人，马上继续给霍善举了另一个例子：“方才老师正好给我讲了一件趣事，前些年陛下找人算某天适不适合嫁娶。” “当时太卜那边的能人齐聚一堂，没想到结果一出来，各家的说法居然完全不一样！” “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说大吉的、说小吉的、说小凶的，各家都讲得头头是道。你说该信谁的？这就跟管中窥豹一样，你兴许只能看到它身上一个斑点。” 霍善一脸的得意：“我用我的望远镜看，隔老远就可以看到一整只豹子！” 他明显对司马迁的反迷信话题不感兴趣。 大家只是开开心心聊聊星座而已。 他看起来好认真哦！ 霍善麻溜转过头问董仲舒生辰是哪天。 小册子上的内容他都已经都记下来了，董仲舒一报出生辰他就报出他是什么座。 明显感受到被嫌弃了的司马迁：“……” 要不是这小子的想法可能会影响到太子，他也不会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导这小子别被人忽悠了去。 董仲舒见霍善显然是个伶牙俐齿的，便也没有像司马迁那样试图掰正他，而是顺着他的心意报出了自己的生辰。 霍善心满意足地跟他聊了会相关星座的特质，开开心心地到别处溜达去了。 等到傍晚再见到在和孔丘聊音乐的苏轼，霍善便和他探讨起自己从司马迁师徒俩那里学来的新知识：听董仲舒说我们大汉搞卜算的有很多流派，你知道他们都是怎么算命的吗？ 霍善还现学现卖地给苏轼举起例子来：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天人家、太一家…… 嘶，不听不知道，一听才晓得大汉卜算领域居然有这么多派别！ 迷信界有自己的百家争鸣！ 没想到司马迁他们居然知道那么多卜算流派。 他一墨家子弟根本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说自己完全不晓得这些某某家都是咋卜算的，这才来找苏轼问问。 苏轼闻言乐道：“到我们那会儿就连诸子之说都失传了不少，这些术数之说就更不用说了，我哪里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卜算？” 霍善道：“你居然也不懂！” 苏轼笑道：“凡事都略懂一点就好，卜算之事更不要沉迷其中。你想想看，若是你连今天起床该哪只脚先穿鞋都能算得清清楚楚，那日子过着还有什么意思？” 霍善想了想，对哦，谁会想过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 想想就很没趣！ 霍善就和苏轼分享起自家小伙伴以及董仲舒他们的星座来。 早期史书记录各类事件并不会具体到哪个日期，一般而言记录到月份已经是非常细致的了，所以很多人的生辰都没被记录下来。 像司马迁自己是个写史书的，他自己的生卒日期也不曾流传下来。 苏轼听霍善报出一长串汉武时期名人的生辰，立刻兴致勃勃地记了下来，准备以后写进自己的文集里为后世史料添砖加瓦！
第230章 孔丘每日出门走走看看, 走累了，便拿出随身带着的书看了起来。 他身量高大，谁看了都得夸一句“长人”，走在街头本就引人注目, 停下来读书的时候更是吸引了不少孩童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在霍善这个孩子王的带领下, 西陵城的小孩儿大多都活泼好动且热情好客，一点都不怕生。 想问什么都直接问。 书这东西对许多人来说还是稀罕物, 即使江夏郡的造纸作坊已经遍地开花, 但仅仅一年的生产量还不足以支撑起印刷书籍的需求, 只能堪堪满足进贡、本土市场以及周围各郡的订单而已。 孔丘这些天看的是战国诸子的著作。 春秋时期学问这东西是垄断的，往往只有贵族能够接受教育, 只有贵族能够识文断字, 就连他一度推崇的“礼”, 那也是“礼不下庶人”。 在那个时代里, 庶人是没资格读书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求学。 从后人口中说起来, 率先打破这个规则的人，竟是最讲究“以礼治国”的孔子, 他提倡有教无类, 一生收下门徒三千，发出了“百家争鸣”的先声。 战国诸子这些著作中哪怕是不同意他见解的，那也绕不开他这个人，时常拿他出来当反面例子费尽心思反驳他的观点。 孔丘读战国诸子的书, 是一种很新鲜的体验。 就好像他虽然死了, 但他的思想仍散落于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像是一颗颗种子似的到处生根发芽。 这些种子有的开出花来，有的长出草来, 有的结出累累硕果，有的无声无息地开了又落。 其中仍自认是他传人的有与他一样辗转各国谋求任用的孟子，也有在稷下学宫“三任祭酒”的荀子。 那孟子虽一生都与他一样无法真正施展胸中抱负，生平著述却在一千多年后再次焕发光彩，成为后世那些读书人与外来学问抗衡的依托。 那稷下学宫聚百家之英才，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想想便觉热闹非凡，而荀子能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足见其才学冠绝当世。 稷下学宫所孕育出来的学问与人才，又如一颗颗种子般散落于世间各处。 孔丘笑了笑，手头拿着什么书便教他们念什么。 有时教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有时教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有时又教墨子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口言之，身必行之”。 自家两个后辈自不必说，孔丘觉得墨子这人也挺有意思的，他和孟子讨论儒家问题，辩论得孟子都有点无言以对。 比如墨子坚持“明鬼”和“非命”。 也就是说墨子认为“鬼神”是明察天下的，它们将会根据你平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决定对你予福还是予祸。 这也就意味着你的寿命、贫富、高低贵贱并非是命定的，而是由你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你的命运可以由你自己去改变，天下的命运也可以由天下人去改变。 而文中的“孟子”持有的观点正好相反，儒家认为贫富寿夭都是命定的，个人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且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神。 墨子就嘲笑他：“你们儒家这些说法根本就是相互矛盾，如果世上没有鬼神，那你们年年费那么大功夫搞祭祀祭的是什么？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们还劝人学习干嘛？” 墨子此人的口才属于孔丘读了都觉得真了不起的程度。 只不过当你跳出《墨子》这本书再来看，兴许会发现不管是孔丘还是孟子的观点都没有书里写的这么极端，墨子很有点自己竖起靶子自己打的嫌疑。 比如孔丘在旁人问起如何“事鬼神”的时候，说的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起生死的时候，说的是“未知生，焉知死”—— 这说明孔丘的想法是活着的时候好好干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别去讨论什么鬼神与生死。 孟子就更了不起了，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变置社稷。 没错，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如果诸侯危害到社稷，那就换掉诸侯；如果社稷危害到民众，那就换掉社稷！ 这里的社稷，指的就是当时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作物丰收的祭祀对象。 倘若人们按时按点虔诚地向神灵献上丰盛的祭品，神灵却还是给我们降下旱涝灾害，那我们就要“变置社稷”！ 神不保佑我，神都给你换咯。 就是这么直率又淳朴。 不管是哪一家的观点，孔丘都觉得其中有不少可取之处。 能够为了实践与传扬心中的“道”畅所欲言的人，其著作读来都可喜可爱。 相比于孔丘这个“无名之辈”，司马迁很快把他老师董仲舒安排起来了，不仅请他给江夏郡的教育问题把把关，还聚集本郡优秀学子来听董仲舒讲学。 可谓是既把自己这位老师捧得高高的，又把自己这位老师的用处发挥到最大。 孔丘跟着在后面坐着听了许久，清楚地感受到这已经不是属于自己的时代。 他不过是此处的过客。 苏轼这闲人每日与霍善到处闲游兼吃吃喝喝，只时不时凑过去找孔丘聊天弹琴下棋。 直至孔丘将要回去的前一天，他私底下才找霍善商量道：“我们明儿送份束脩，让先师给我们讲次课如何？” 霍善好奇地问：“为什么？” 他见惯了苏轼不干正事的模样，他突然摆出潜心向学的姿态还真叫他不太习惯。 苏轼道：“遇到有大学问的人，你难道不想从他身上学点什么？何况我拜了那么多年的先师，见到本人怎么都得多听几句他的教诲才是。” 苏轼又对霍善谆谆善诱，说学问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东西，可不能白白让人教，想学就要交学费。 霍善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跑去跟李长生说起这件事去。 孔丘收的学费也是很淳朴的，只要献上十根腊肉就可以给他当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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