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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宜云说：“妈不吃，你拿去吃吧。” 桃花接过来那半块馒头，又一分为二，一半给妈妈，自己只拿那一小块：“我吃这点就够了。”春生和狗娃，分吃了另一半的馒头，还没饱，眼巴巴看着姐姐，桃花怜爱地看着她两个弟弟，又将自己的馒头一点点分给他们，自己只吃了一两口。 她和她妈妈一样，好像天生就善良，就会为他人着想，没有一点儿私心。 付宜云把那四分之一的馒头放进橱柜里，准备等孩子饿了，再给孩子吃。她自己则偷偷在厨房里，喝着红薯叶子和麦麸、谷糠煮的粥。桃花要出门上学，付宜云悄悄递给她一个煮熟的红薯。 同样的父亲和母亲，同样的家庭和教养，春生和狗娃，却不像姐姐那样懂事。 春生看见妈妈给姐姐红薯，顿时不依，气得大嚷大叫，说：“妈妈给姐姐吃独食，妈妈偏心。妈妈只疼爱姐姐。”桃花羞得脸都红了，一面哄弟弟，一面把红薯给他。春生却跟他爸一样，是个倔驴脾气。桃花哄他，给他红薯，他一把就丢了，说：“我才不要你施舍呢。你不要的才给我吃，我饿死也不吃！” 他脾气还大，接着，就闹起了绝食，一副要饿死的样子。 付宜云简直无可奈何。 她本是看着桃花把吃的都分给弟弟，怕女儿太委屈。所以才偷偷给她个红薯，没想到被春生看见，就大吵大闹，甚至说她偏心。付宜云急火攻心，心想，这孩子像谁呢？这孩子一点不像她，简直和他爸爸一模一样。他讲话的语气，做派，活脱脱是何咏声的翻版。付宜云打他。 这孩子还打不得，任凭怎么打他也不服气，棍子打断了，他也不肯低头，嘴里还嚷嚷着：“你打我，我要报仇。” 付宜云简直要气昏过去。 等何咏声回到家，春生便给爸爸告状，说：“妈妈打我，她还给姐姐吃独食。” 他好像天生就知道，自己是个男人，而妈妈和姐姐是女人。女人和女人是一派，男人和男人是一派。他喜欢和父亲统一战线。不过，何咏声倒是了解妻子和女儿的秉性，并不觉得付宜云会亏待儿子，也不觉得桃花会欺负弟弟。 何咏声并不帮他，只是说：“你不犯错误就不会挨打。你姐姐什么好吃的都给你吃，你还来告她的状。”春生发现，爸爸的态度不是他预想的那样，他又很奇怪。孩子天生就是知道强弱的。他非常明白，这个家里，爸爸是具有权威的，妈妈无能不中用，整天都是受气的。姐姐也只是个女孩。他知道爸爸讨厌妈妈，便想着在爸爸面前说她坏话，给自己出口气。 然而没能成功，他才又老实规矩下来，重新去讨好妈妈和姐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突然恢复。这一年，五百多万考生走进了久违的高考考场，重新追逐大学梦。 这五百多万人里面，却没有何咏声。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已经参加工作多年，很久没翻过中学的书本，他只有一个小学文凭，不符合报考条件，也没办法报名。 他人到中年，也不可能再辞职去读书了。全国响起了改革开放的呼声，广播电视台、收音机里，每天都能听到相关的播报。对于底层的百姓，却听不太明白这些东西，也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国家在酝酿着一场大变革，农村里传出土地承包到户的声音。但也只是谣传，谁也不敢相信这种事。对于乡下的农民，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并未有任何变化。 桃花长大了，她意识到自己的家庭不幸。 桃花的爸爸是教师工作，村里的人都是农民，就她爸爸是教师。人家都说，她爸爸是捧铁饭碗，吃国家饭的。但她现在，日子过得却还不如村里普通的孩子。别的孩子，有父母疼有父母爱，就算穷，但也日子过得温馨。她们一家，却只有妈妈。吃不饱穿不暖，看着像小叫花子似的。随着年纪的增长，她渐渐看出了父母亲的关系不和，也知道了父亲对母亲的厌恶。她很心疼妈妈，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这样。爸爸对她不坏，她觉得爸爸不是坏人。但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对妈妈那么冷酷无情。 付宜云每天饿着肚子，辛勤下地劳作。即便这样，孩子们还是吃不饱饭。 春生和狗娃每天饿得哭。 他大伯家条件好，有时家里蒸米饭，炒肉，春生和狗娃闻到，便远远地守在一旁看，巴巴地流口水。他大婶看见，便立刻关起门来，紧紧盖上锅盖，生怕家里的肉味散出去。有一天，春生刚出门，水壶忘了拿，又返回家，正看到妈妈偷偷蹲在厨房里，背着人，独自捧着碗，在吃东西。 春生跟弟弟说：“妈妈在厨房里偷吃。”兄弟两个偷偷去橱柜翻找，却什么吃的也没找着。直到有一天撞见付宜云在吃一碗绿绿的菜叶，应是什么野菜煮的，蒲公英和马齿苋，春生和狗娃一定要吃，尝了一口，味道又酸又苦。春生喝了一口，吐了出来，感觉这东西味道就像猪食。 付宜云干活时，突然晕倒在了田地里。 她是饿的，因为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吃不饱饭，导致身体极度虚弱。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她也都给了孩子，自己饿肚子。她看起来太可怜了。 那些背地里议论嘲笑她的人，又忽然变得慈悲，开始可怜起她了，并且暗地里骂她的丈夫。世上哪有这种男人，自己享福，却丢下妻儿不管不顾。他们好像忘记了当初就是他们在捏造谣言，说她与人私通。 何咏声偶尔回到村里，他跟付宜云，已经看起来完全不像夫妻了。他衣着光鲜，穿着皮鞋，戴着手表，看着很是风度翩翩。这几年舒适的生活使他呈现出一种潇洒闲适的姿态，看着容光满面，精神十足，而付宜云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农妇，穿着布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长期操持家务和下地干活，使她手上长满茧子，脸也因为风吹日晒变得粗糙不少。除了名义上是夫妻，他们实际上早就分床睡觉。他每次回家，付宜云会帮他铺好床，给他换上干净的床单被褥。在学校里，何咏声有他的生活圈子。工作、打牌，有时候放假，没人陪伴，他也不回家，就自己到处去旅游。 他走得不太远，也就附近那些地区。近到平武、梓潼、盐亭等地，远到阆中、广安、宜宾，有时是跟外地的同事一起，去对方家做客，有时是自己去。他很喜欢出门，见见不同的世面。他是个穷乡僻壤长大的人，学历不高，从来没出过远门，所以他很喜欢去旅游，增长见识。每个地方都有些特产，还有些风景名胜，他对此兴致勃勃。他去过省城——成都，自然是比他去过的任何地方都要繁华得多，不过他感觉没什么意思。他一直想要去北京，看看首都，看看天安门还有长城。他总感觉自己活得太渺小了，太孤陋寡闻了。他在书上看到过世界，这世界如此广阔，出了乡还有县，出了县还有省，出了省有北京，这还仅仅只是中国。出了中国，还有偌大世界。他却只能待在这小小的乡村，连世界是什么样，都没有见过。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井底的青蛙，他拼命想跳出井口。但能看到的始终只是那一小块天空。 他想去北京。可惜一直去不了。北京太远，车票太贵，他没有钱，也没时间。出门去外地很麻烦。要住招待所，要坐火车，都要凭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出不了远门。他连火车都没坐过呢，他一直想去坐坐火车。他听说这世上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叫做飞机，可以在天上飞。几个小时，就能从祖国的北边飞到祖国的南边，简直不敢想象。 他为自己的见识短浅而感到失落。他是一个农民。 他虽然有了个教师的工作，使他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但，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农民，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农民。许多人一辈子都是农民，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乡村，甚至连县城都没进过。他太爷爷一辈子，连毛主席是谁都不知道，也不妨碍他活到九十岁，每天乐乐呵呵。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世界是怎样的，他们觉得世界就只有村子那么大。他们终生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庄里，山顶上是鲜红的日出，山脚下是蜿蜒的河流。青山白水，群山叠嶂处，就是世界的尽头。嘉陵江就是海岸线，过得了嘉陵江，那就得是外国了。 何咏声不幸的是他看了许多书，历史地理，中国外国，他知道地球是圆的，祖国的陆地面积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他知道北京有长城和天安门，敦煌有莫高窟，嘉陵江的水汇入长江进入大海。他知道世界很大，世界很精彩，但他哪里也去不了。他只能做一只井底的青蛙，终日仰望着井口。青蛙眼里，井就是世界，但何咏声知道不是，他知道自己在井里。 离婚，何咏声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他是一个骨子里传统的人，结了婚，就是一辈子的事，他无法真的去狠心离婚。他跟付宜云在一起生活了十年，还有三个孩子，打断骨头连着筋。他时不时还是会想家，只是回到家看到妻子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模样，想起一些事，他心里不太痛快罢了。 他知道，这不是正常的婚姻。他一直想要一个读过书，有文化的妻子。他确实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她是学校的一个女老师，教授语文的，叫梁文静。她也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人，家庭成分不太好，但读过书。她的丈夫去世了，很年轻就守寡。 何咏声同她本没什么交集，虽然同在一个学校教书，但并不太熟。直到有一次，他去梓潼县，一个朋友家做客，回来的汽车途中，遇到了梁文静。她一个人，提着两个行李箱，大包小包的，看着很是笨重。 何咏声见是一个学校的同事，便上去打招呼，帮忙拎箱子。 梁文静长得个子高挑，身材很纤瘦，不算特别漂亮。但举止温柔，很有书卷气，看着很文秀。 何咏声其实不太擅长和女人打交道。但从那天过后，他跟梁文静便熟识了。 汽车上，他们间或交谈着，何咏声知道了她是梓潼人。梁文静问他：“你来梓潼做什么？” 何咏声说：“看朋友。” 他们很聊得来，说话不会觉得厌烦。 梁文静一个女人独自生活，有时候遇到一些麻烦事，比如搬箱子挪柜子，或者水槽的管子堵了，屋里的灯泡坏了，便会来找何咏声帮忙。何咏声也不说什么，叫去便去，弄完了就走。梁文静事后，总要谢他，或者拿些水果，或者送点糖和糕点。何咏声不好意思，说：“我不吃这些东西。”梁文静说：“没事儿，拿回家给孩子吃吧，平常总麻烦你。” 她都这么说了，何咏声也只得收下。梁文静是教语文的，何咏声喜欢看书，梁文静又时常来找他借书。梁文静对何咏声有好感，因为他这人，看起来很有风度，也挺有礼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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