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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莲解释说：“人家回家结婚去了，对象不在这边。” 我点着头，看着李莲拍着我的胳膊，听她说：“魏兰，你可得帮帮我。” 我笑了笑，说：“倒未必能帮得上。” 艾可问为什么，我却没法向她解释，来年我可能不在这里。 我揽着李莲的肩膀，调侃她说：“李莲要当官了呀……” 我下一句“以后可得罩着我们”还没有说出口，办公室门口传来一声响亮的“啊！”，搅碎了整个办公室里的笑声。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是余文，正疑惑着她接这个腔是做什么，很快就看到了她满是怨恨的眼神。这样浓烈的怨恨真是藏也藏不住，满脸都在说：啊！怎么了？你就算再优秀我也不会用你的！ 我稍微平静下去的火气瞬间被挑动起来，猜测，王工找我单独谈话，余文一定是料到了什么，只是却想不起我到底是做过什么让她如此的怨恨我，这仇恨未免也太深了些。 我正想找她详细的问一问，她到底在我背后搞了些什么鬼，于是拨开人群走过去，余文佯做无意的起身，我推着她的肩膀将她按回了座位上，她用只有我俩能听到的声音说：“你要做什么？” 我甚至听到了她的心跳声，通过她略微颤抖的呼吸传了出来。她可真是多心了，难道我还会对她动手不成？ 我搭着她的肩膀正要开腔，办公室门忽然被推开，进来的人看到这幅场景犹豫了一下，还是说：“文姐，老板找。” 余文顺势起身，我在她背后及时说道：“不喜欢谁是个人偏向，但是横加干涉别人的路子，背后使阴招那就是人品问题了吧。” 我说：“你想寻求自己的存在感，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地位，至少也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余文停顿了片刻，甩上了门。 余文走后，李莲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吓死我了，我刚以为你要揍她，还好没动手。不过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打趣着绕开话题，“像我这样的好孩子怎么可能会打架？你不觉得我长得副纯洁无害的样子么？” “个鬼咯”，李莲说，她听出我是在开玩笑。 余文走后，我开始后悔起自己的多此一举——难道我是在教育领导不成？我想，整个化验部没有比我更为了解她的，了解她的凌乱和疯狂，正因如此所以我知道，我做的这些根本不会改变她什么，除了让她记恨我一点罢了。 或许这就是余文讨厌我的真正原因，她心里明白我总是太过了解她，她想要的控制力在我身上无处施展。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磁场的，很多话即使不说，潜意识里也总是能够感应得到。 我将椅子推回原位去了实验室，一边做着实验，忽然想起了滕学凯，于是问我身旁的一个人，我问他：“你觉得主管人怎么样？” 我问他：“你觉得她有在排挤你针对你么？” 就这样，我连续问了好几个人，他们的回答全都相似，甚至连表情都一样，所有人都觉得余文看他不顺眼，在针对他。 我开始知晓我不是唯一被针对的那个，因为她是在针对所有人。 我想起我曾经思考过的所谓“对这个世界的期待”，我开始明白了余文的“对这个世界的期待”，她或许是在期待别人能够语言虐待她、排挤她、针对她，因为这是她所熟悉的相处模式，或许她就是这样长大的。 我总是想弄懂某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某个人性格形成的原因，某一种行为引起的原因，我希望自己能够具备正常和反常两种思维模式，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确保自己的行为始终保持在正常阶段，不至于稍不注意，就让自己变成了像母亲、像余文一样的疯子。 因为我知道这极有可能发生——过去所经历过的苦难时刻在警醒着我。疯狂像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毒，对于我来说，稍不注意就是万劫不复。 我本身没有对事物正确的感知能力，这令我的人生艰难无比，像是看见红色却不知道它是红色，于是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学习，去告诉自己，然后记住，这是红色——因为我是在谎言和欺骗中长大的。从小到大，有人一直在扭曲我的认知，否定我的感受，就像余文教育自己的手下一样，不断的告诉他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扭曲我认知的那个人正是年幼时的我自己，因为如果那个孩子不那么做，她就无法在那个空间里面活下去。 我犹豫了很久，要去新疆的话是否应该和父母说一声，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制止住自己，拼命地告诉自己：不需要和他们说什么，什么都不需要说。过往的经历一次次告诉我，和他们交流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我不会得到任何的理解和支持，会被抓回来继续关在他们建造的笼子当中。 我开始意识到，我想去新疆不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发展，而是为了逃离这里。 我要逃离这里。 思考的越深便愈加迫不及待，逐渐的清醒令我看到的世界越来越不一样，也让我想离他们越来越远，然而值得惋惜的是，还是需要跨个年，要年后才能调离这里。 过年放假回家之前，我将小院打扫干净，收拾整齐，又买了几副对联贴上，我知道我将有很长时间不会再回来这里。 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赶往汽车站的时候，晕车很快将我搅得天翻地覆，路过某一个站点，上来一群老头老太太，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提着一桶油站在我身前，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不知道尊老爱幼，你看没有一个让座的”。 我看了看他身上的肌肉，感觉能一拳把我打趴下——他这话就差指着我鼻子说了，然而对我来说累点不是大事，晕车才是大事，站一路我估计就要躺在地上。 老头将手里提着的一大桶油放在我两腿之间，我被迫将腿分的更开了些，这是逼着要我起身，我叹口气，还是给他让了位子，他礼貌性的说了句“谢谢”，没有听出丝毫谢意。 我扶着他身后的椅背，脸色越来越白，腰弯的越来越深，直至弯成了一个虾米，感觉下一刻就要吐在他头上。司机一停，恶心感直窜上鼻尖，我站不稳的差点倒在地上，老头作势扶了我一把，却仍没有将座位让给我这个病号的意思。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坐的如此敦实？一点没有见懊悔。 我真是后悔，良心能值几个钱？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再有下一次我绝对不会让座，大不了让他指着鼻子骂就是了。 两个小时的车程，我每一秒钟都在祈祷他下车，然而他足足做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才终于下了车，将位子还给了我，我几乎是瘫倒在椅子上，耳朵都嗡鸣着。 下车之后的长途汽车对我来说是另一种折磨，尤其过年人多，我想起上一年它足足跑了四个小时，这一年还不知道要多久。 上了车我就挂上了耳机听着歌，希望能一觉睡过去，很幸运，这一次真的睡着了。 父亲像往常一样会打电话问我到了哪里，我醒后给他回了消息，父亲说在车上还敢睡觉？说容易丢东西，他曾被小偷划开过裤兜，但我坐了这么多年的汽车却从来没出过意外，只知道睡不着挨着晕车简直是要了我的命。 挂电话以后我又一路睡到了家里，长途汽车上睡觉令我神清气爽。
第20章 一夜巨变 我给月季重新做了牵引，冷风吹在我的脸上，花枝上的刺不小心刺破了我的手，鲜红色的血瞬间渗透出来，我放在唇上抿了抿，血液不小心沾满了嘴唇，掏出一张纸巾垫在伤口上，就近取材，用细铁丝捆扎固定，然后继续做牵引。 花盆里的花果然没有活过来，只有固定边沿的铁丝还是崭新的，荒草从砖缝里伸出腰肢，长了满地，我用铲子处理掉杂草，将院子稍微收拾一下，掐着腰看着自己的成果，听到旁边院子里母亲在喊我，于是将工具收进罐子里，用大理石板盖上，爬出墙头，绕远回家。 母亲做好了午饭叫我们来吃，她坐在沙发上笑呵呵的起了个话题，说刷的短视频上，一个年轻妈妈在玩手机，结果孩子掉进泳池淹死了。她哈哈笑着等我们回应，笑得根本停不下来，似乎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我们却谁都没有笑得出来，魏明率先开口，“人家孩子死了你怎么好像很开心呢？” 魏明说的正是我心中所想，说实话我为他有这样正确的认知而有些吃惊，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有这样的认知并不容易，于是我也接上话——我希望魏明能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人家魏明说的没错，人都死了有什么好笑的？” 母亲似乎没有体会过落难者的心情，没有想过那个年轻的妈妈会是怎样的愧疚，余生会落下怎样的心理阴影，她没有任何的同理心，反而将这事当个笑话讲出来听，她的态度表达了一个嘲讽的主题——都是她玩手机才把孩子害死的，活该！ 我自然明白母亲想表达的意思，我只是不认同她的表达方式。 父亲一摔筷子，吼道：“你妈是告诫你们不要玩手机！还有什么好笑的……” 可能是见饭桌上出现二对一的局面，父亲及时出身捍卫了母亲身为长辈不可动摇的权利，于是再无人反驳他们，我们沉默的吃完了这顿饭，再无人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多希望魏明能明白，错的并不是他，错的是母亲的态度和父亲的权威。 我们家吃饭很少会说话，寥寥几句，也是要么是嘲讽别人，要么是贬低自己，再无其他的主题。父亲和母亲像两尊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 年二十三的晚上，凌晨十一点钟，我刚把魏明赶出去，正躺在床上玩手机，父亲突然尖利的一声吼，我从未听他如此急迫的声音，吓得我立刻从床上跳了下去，跑去了他们卧室。 父亲托着母亲的双臂，告诉我，“扶着你妈的头，让她坐着。”然后挨个的打电话。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母亲的身体沉重无比，关节似乎失去了活动能力，一直往下垂，但她太胖太重，我扶不住她，我说：“你坐着！” 父亲吼道：“她坐不住你看不到吗？！” 我这才意识到了什么，只听父亲又喊道：“快打120！” 我与父亲对着120对面的人大呼小叫——我讨厌这样大呼小叫的自己，简直像个疯子一样。情绪的不稳定以至于我们描述了好几遍都没有描述好正确的病情和地点，直到父亲联系过的亲戚们都赶了过来，对面才确认好信息，挂了电话。 我没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聚在家里的人越来越多。120很快回了电话，问父亲要去哪个医院，然后亲戚们一人抬着一条腿，将母亲抬了出去。婶婶收拾好衣服和脸盆，问我找了个塑料袋装上了常用洗漱用品，跟着出了门，临走前又嘱咐我：“你就别跟着去了，留在家里照顾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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