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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累姐姐，日间那位李夫人赠你的赌具，打开看看。” 阮晓露轻吸一口气，摸黑拆掉打马棋的木盒，赫然摸到一串大大小小的钥匙。 时迁仿佛料到她想问什么，细细的笑道：“她不知道。” 声音已远在墙壁之外。 阮晓露恍惚许久，轻声道：“外头至少有百人。” “姐姐放心，只消听小人指挥，自有通路。但这一路颇为崎岖艰难，非体魄强健者难以穿行。不知姐姐……” 阮晓露捋起袖子，一跃而起：“这一年里，练三休一，雷打不动。带路！” ------ ------ 十月中，淮东海岸，天高日晴，青石铺就的码头绵延入海。一艘三桅巨船泊在水中。祈风的鞭炮已经放过，空气里满是硫磺气味。交织着被海水浸湿的木材散发出的淡淡咸味和海风中的腥气，组成一种独特的、属于冒险者的气息。 无数男女挑夫忙碌搬运。一袋袋沉重的细盐扛在肩上，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船上却有两个宽肩窄腰、身上纹着青红猛兽的大汉，一手提一个麻袋，举重若轻地卸入货仓，面不变色气不喘，让人好生敬畏。 那两人装满最后一舱盐，爬上甲板。角落里堆着几条古里古怪的土制杠铃，顺手拎起来举两下。 “大哥，”童威擦把汗，披个衣裳，在海风中高声问道，“干嘛还要带一舱的兵器。少一舱盐，少换多少犀牛角哇！那金毛段将军不是说了，这玩意最近在辽国可值钱，一尊能换一匹马！——哦唷，怎的还有门炮？” 李俊半靠在桅杆上，任凭劲风拂面，认真浏览了交割盐货的木牌，还给卫珠娘，拍拍她脑袋，让她下船。 他这才抬眼，“吴学究上次提醒我，照咱们这倾销法，那真腊国朝廷多半会不满，急眼了说不定要动武。咱们自保为上。不然为何要带兵？不过这些都是后手，能和和气气的做了买卖最好。” 旁边几个膀大腰圆的水手跟着挺胸，齐齐道：“谨遵李帮主号令。” 这些都是梁山的水寨喽啰，被三阮派来参观学习。十六州境内安稳太平，但也要居安思危，训练不能松懈，正好借出海的机会积累经验。 也算是给盐帮的兵力援助。化外之域，一切未知，多点人手，多一分安心。 此时水手前来汇报，海船调试完毕，随时等风启航。 童猛回头看一眼家乡故土，有些不舍，笑道：“贩中原，贩辽国，贩高丽，还不够，还要跑那么远去。” 李俊示意两兄弟近前。 “中原虽富饶，敌不住人多，不管劳作得多勤奋，分得多平均，总有人受穷挨饿。” 威猛兄弟皱眉，互看一眼。如此忧国忧民的言论，不像是他家大哥的口吻。 咸风猛烈，吹开他松松垮垮的衣襟，露出胸膛上贴肉一条黑皮绳，上头依稀挂得有东西。 两兄弟想，他也没求过什么护身符啊。 “……她跟我说，要往外走。拿我们的盐，做四海天下的敲门砖。”李俊望一眼海面，道，“到那时，人心思变，皇权式微，改日换天，兵不血刃。——唔，我虽然不十分买账，但……试一试也不要紧。” 童威童猛这下乐了：“阮姑娘何时跟你说了那么多，怎不跟我们讲讲？” 李俊轻轻白一眼，“因为你俩烧饭难吃。” 提起阮姑娘，几人谈笑如常，仿佛只是说起一个常在远方的朋友。 一群水寨喽啰却颇为伤感，抚摸那几道熟悉的杠铃，念叨了一阵，又吹捧李俊：“俺们晁寨主说了，李帮主有情有义，仁德兼备。没有盐货之利，十六州百姓至少比现在穷一半。等这次回来，他请你去梁山一聚……” “歇歇吧！”李俊斥道，“我倒是想金盆洗手，江湖上寻个净办处躲着，你们呢？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梁山就当我是摇钱树……” 一群喽啰嘻嘻哈哈，听李帮主日常发牢骚。 “……否则，为何不派个人来替我？我一说不想干，你们就来什么，大义啊，大局啊，替天行道啊……算了，我认命。真洗手不干，怕是也挺无聊……” 他忽然住口，微微侧首，听到背后一阵轻微声响。 卫珠娘还没走远，小姑娘尖尖的“啊”了一声。 紧接着，有人攀上舷梯。一阵轻风似的跑近，那脚步声极其耳熟。 “我这不是来了？”有人笑吟吟地道，“我的东西呢？还我。” 满船人变成木雕。李俊骤然转身，身边的海风化为火，在惊涛骇浪里灼灼燃烧。 “神医安道全炮制新药，需要上好的犀角。”一个红衣姑娘跃上甲板，指间夹着三张最新版军功券，笑靥如花，“我就来跑个腿。愣着干什么？起风啦。” （全文完）
第301章 《康桥中国史·宋代史下卷》（节选） ※乡约 最早的《乡约》起源和具体社会背景仍然充满神秘, 无法确切考证。然而，它无疑充当了统一封建王朝帝国法律的替代品。在乡约中，百姓对帝国的义务——主要是苦役和赋税——被大幅度地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劝诫，在必要时相互合作、相互帮助。遵守经济、社会、治安方面的法律, 摆脱了君主控制民众和精英谋取私利的阴影, 变得更加精简和真诚。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书面乡约很可能起源于山东省济州附近的梁山山脉附近。一群逃避王朝追捕的不法之徒组成聚落，并影响周围的村庄（注：普遍认为, 这些人的事迹便是中国古典小说《草莽英雄传》的原型，虽然后者的描述多有夸张, 不可当做史料参考）为了摆脱王朝法律的束缚, 有人提出了《乡约》, 逐渐演变成一种带有反抗精神的自治形式。梁山团伙成员裴和吴对此贡献良多。 当然, 即便是出自百姓之手的《乡约》, 其执行过程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动用暴力。梁山武装集团充当了暴力的执行者。但幸运的是, 这个集团内部有着相当成熟的纠错机制, 以及去中心化的领导方式, 避免暴力被滥用，从而确保了百姓对《乡约》的服从和信任。 诚然，由于《乡约》的缔造者多为文化素养不高的平民, 他们在政治与经济理论方面的知识相对匮乏，因此《乡约》的初版条款并不够严谨, 时常面临难以实施的困境。然而，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与摸索中，《乡约》得以逐步完善, 而民众也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与中央集权帝国中一项政令需要经过深思熟虑且一旦颁布就难以修改的僵化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乡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民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得这一地方性的自治规章得以逐步成熟和完善。 在《乡约》制度后期，豪强拥有的土地被严格限制，从而保障了在一定程度下的社会劳动的公平分配。一些学者认为，乡约的发展对宋朝晚期的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它帮助普通人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控制，减少了权力滥用和不公正的情况，同时为解决争端、维护社区秩序和自我纠正提供了另一种法律制度。这种基于共识和相互帮助的自治形式贯穿了此后数个世纪的中国历史。 中国以外的一些东亚地区，也逐渐接受了《乡约》的传播，并且籍此衍生出了适应性的版本。当然，其过程也并非是一直和平的。梁山武装集团的武力威慑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尽管不乏小型冲突，但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由于《乡约》共识根植人心，东亚地区再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相对和平富足的时期，继而导致了十三世纪后期的人口大爆炸和农作物改良…… …… ※都城之乱 《乡约》的大规模传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件相当戏剧性的事件——“都城之乱”。遵守乡约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利益，促使了一种相当直接而愚蠢的反应——企图毒死梁山领袖晁以及帝国官员宋，后者同情梁山集团，并且与集团中不少通缉犯有着相当深厚的私交。这激怒了一群罗宾汉式的英雄，他们攻入了都城，屠杀平民，还在病中的皇帝惊吓而死。但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像普通的叛乱团伙一样，进一步发动针对王朝的战争，或是满足于掠夺钱财及粮食，而是迫使新皇帝签署了一项承认在一定 范围内《乡约》合法性的政令，实质上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他们也在名义上宣布效忠赵宋家族，这也是帝国允许他们存在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皇帝并不知道，这项举措实质上导致了多年后帝国的覆灭。 虽然梁山武装集团以骁勇善战闻名，集团内部也有许多杀人如麻的犯罪分子，臭名昭著者如佛教僧侣鲁和武，但最近的历史证据表明，“都城之乱”中的屠杀可能并不是梁山居民的所为，而是其他一些对帝国不满的势力所为。许多普通百姓甚至被认为是叛军的同情者，在皇帝的命令下被射杀。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讨论仍在进行中，但无论如何，这表明到了宋朝晚期，帝国权威的控制已经受到了严重削弱，促使普通人开始在他们的社区内探索途径。这很可能是《乡约》以“替天行道”的旗帜成立的最初原因之一。 在“都城之乱”之后，帝国律法和梁山《乡约》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共存了相当长的时间，经历了一段分庭抗礼的紧张时期。儒家统治思想开始受到质疑，取代以不同学派的政治学说。一些帝国省份在治理出现难题时，甚至也会效仿《乡约》，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将其演变成一定区域内带有行政色彩的固定形式。 …… ※经济 在《乡约》得以通行的十年后，又一股潜藏在灰色地带的武装力量崭露头角——这便是由私盐商贩组成的武装贩运网络。这些盐商原本与《乡约》领地进行灵活的走私贸易，但两者显然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在一次规模不大的盐场与帝国官员的冲突成为了导火索后，他们宣布脱离帝国的统治，转而加入执行《乡约》的独立地带，彻底摆脱宋朝官卖食盐的控制。 遗憾的是，帝国的武装力量对此束手无策。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力不从心，不如说是经济上的受制于人。民间私盐集团牢牢掌控了中国沿海的大部分产盐地区，他们所采用的晒盐法，其效率远超帝国控制区的传统煎盐、井盐、岩盐生产方法。自此以后，曾经依赖国家垄断的宋帝国盐业体系彻底崩溃，“榷盐法”名存实亡。在几番无效的改革以后，帝国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这些盐业私商的生产贩运。帝国政府已然无力阻止这些盐商对《乡约》领地的效忠。 在宋朝覆灭之时，大批帝国境内的盐业生产基地处于荒废状态，因为逐年缩水的盐税收入根本不足以覆盖令它们保持产出的经济成本。而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是《乡约》领地中逐年增加的食盐生产和出口额，这些经济收入弥补了《乡约》初期领地内行政和司法上的不足，并且允许《乡约》的执行集团进行一些大胆而富有建设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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