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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病人》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声称他选择乔琳扮演护士汉娜是因为她身上有种不为人知的温柔感，很适合汉娜这个战争中的天使角色。 “我知道人们更容易把乔琳想象成狂野的摇滚明星什么的，她是有那种活跃的劲头，在一晚上狂欢后还能精神抖擞地洽谈剧本。但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是那个坐在咖啡馆同我耐心讨论剧本的制片人。她身上有种非常执着的专业精神，耐心，愿意倾听，却也坚持自己的看法，一种非常坚强的温柔，而人们总是很难从她的脸上看出来这一点，她有点漂亮得太过分了。” 明格拉说到这一点时笑着摇了下头，“再说了，有任何导演不想拍摄乔琳·阿普尔比吗？她站在那里，只要微笑，你就想掏出摄影机开始拍摄她。她身上有种特别的故事感，她是个迷，让你忍不住追问更多问题。你搞不清楚她从哪儿来，也搞不清楚她的年龄，她看起来像是23岁，又像是32岁，这难道不是最迷人的地方吗？” 他最后总结道：“对比一下《年少轻狂》《爱在黎明破晓前》和《纯真年代》里的乔琳，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她完全可以在银幕上变成不同的人，却还保持那种迷人的故事感。” 乔琳本人却不知道明格拉对她的评价。她在聊起《英国病人》的选角时叹了口气说：“我得承认，我没经过选角，安东尼说他希望我来，索尔也说他也希望我来，我就点了头。我充分信任他们的判断，也充分信任我自己能完成这个角色。我是制片人，通常来说，没人会对我说你得试镜，对吧？” 她在开完这个玩笑后转而承认自己的兴奋和忐忑。“我知道安东尼想要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子的，我也非常迷恋她身上那种生机，但我在拍摄时总是希望能听到他说‘再来一遍’，这样我就能再发挥得好一点。我试着在表演期间把我自己的身体借给汉娜，然后让她的情绪和故事带动我行动。她曾经失去过很多，我也曾经失去过很多，她从照顾他人和他人的爱中治愈了自己，我也能从中获取幸福感。尽管故事不同，但我想我总是能感同身受的。” 明格拉的说法支持了乔琳的看法。他坦白道：“在剧本成型之前我和乔琳就一直在沟通每一页上的内容，她非常清楚我是如何从原著故事走到现在的，她知道我的汉娜的过去和现在，这让她很快就能抓住汉娜的核心。好演员总是知道如何创造她自己的版本，我在拍摄时所要做的其实只是别阻碍她，让她跟她的角色一起互动。” 现在《英国病人》已经正式登上了大银幕，而好莱坞只想知道乔琳的下一步行动。她还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她的乐队刚刚签下了音乐史上最大的唱片合同，她是否会继续紫色天鹅绒的乐队巡演？人们想要知道她生活里发生的一切细节。 “我一直觉得，成为演员是我的一种需要而不是渴求，”乔琳撑着下巴思考道，“我喜欢在银幕上扮演另一个人，喜欢这种借着其他人的身份表达情绪的感觉。这是很强烈的精神裸|露，却也是很安全的表达方式，有一层来自角色和屏幕的外壳保护着你。乐队生活则是另一种风格，你直面全世界的陌生人，他们或许喜欢你，或许厌恶你，或许不在意你，但你还得站在台上，唱出那些你精心撰写的歌。我总是说如果这世上有什么是真正的高|潮，那就是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它不仅是一种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乔琳或许注定要与聚光灯扯上联系。她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嬉皮士家庭，在她父亲意外离世后，乔琳的母亲离开了嬉皮士公社，开始在媒体业工作。乔琳回忆起她母亲的朋友们，忍不住笑着说：“我妈妈曾经在家里挂着一张我的照片，它是用铜版纸打印出来的，她的朋友们来家里聚会时会在上面的边角上写些祝福的话。我记得其中一条是‘乔可以做任何事’。也许这就是个预言，我认为我可以做任何事，所以我一看到想做的事，我就忍不住跑了过去。” 就像是乔琳的父母会用多莉·帕顿歌曲《Jolene》来为女儿命名一样，跟演员和音乐家们混在一起的结果就是乔琳认为自己的生活里严重缺乏权威，或者说尊重权威的精神。她总是忍不住在学校里挑衅老师，做出违反规则的事。“后来我发现了摇滚乐，你知道的，我认为这件事更重要，于是我放弃了我的恶作剧，转而开始认真地追求音乐，”乔琳耸了耸肩，“我的学监真的松了一口气。那位好心的女士真的不想把我从学校开除。我妈妈当时住在医院里对抗着癌症，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人们知道我正在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非常感激那段时间我周围所有人对我的善意，他们原谅了一个孩子的歇斯底里和愤怒。” 这种精神或许促使乔琳走上了这种混合式的职业道路，摇滚明星，电影导演，电影制片人和好莱坞明星，这些身份混杂在一起，几乎造成了一种公众领域的识别分歧。有人认为她是性感符号，有人认为她是天才，有人认为她是下一个丽塔·海华丝和英格丽·褒曼，有人认为她是我们这一代的帕蒂·史密斯和乔尼·米歇尔，他们各有看法，却又似乎都是正确的。 但乔琳的经纪人简·格特纳摇摇头，否定了所有这些看法。这位WMA女强人回忆起了她第一次见到乔琳时发生的事，“我告诉她，她有机会在演员事业上成为明星，就像是那些杂志上的名字。但这个连经纪合约都没有的孩子直接对我说，‘不，格特纳女士，我不会成为其他人，我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乔琳·阿普尔比。’” “多么狂妄的孩子！”格特纳说到这里时笑着摘掉了眼镜。“她做到了，不是吗？” 当我转述这些话时，乔琳却没太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她眨了眨眼，不甚在意地总结道：“我只会简单地称呼我自己为写歌的人和拍电影的人。我走进一家街角的商店，那里的女孩认识我，她不会因为我是杂志上的人就让我免费拿走我想要的那包牛奶和苏打饼干。”乔琳耸了下肩。“但她会跟我聊起汤姆·克鲁斯。我们一致同意他很棒。”“当我走在路上被人认出来时，坦白说我有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我也很喜欢人们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我会同那些礼貌的人握手，然后告诉他们我得谢谢他们！我始终为人们的认可感到荣幸，我的故事和旋律得到了共鸣，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 她看着窗外的木兰树，近乎走神地说：“我朋友艾美曾经开玩笑说这世界是个精神病院。它确实很糟，但有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善意，你就会觉得它值得你来活一遍。就像是听听人们的笑声，小鸟的叫声和湖水的涟漪声，还有风声，再嗅嗅木兰花的香气。这就够了。” 她回过神后说：“有的时候我也得承认，我是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我会是你见过的最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我总是把对命运的期望设置得很低，这样我就会不断收到惊喜了。” 这也许就是乔琳身上的浪漫主义。就像安东尼·明格拉说的那样，“乔琳是那种你能信任的人。当你陷入泥潭时，你希望你是跟她在一起。她会支持你，她会安抚你，她是那种柔软的身体内包裹着的坚硬支柱，她就是你需要的同伴。” 而坚韧与柔软兼具的乔琳已经在她的生活里选择了一位终身同伴。今年10月，23岁的她同29岁的诺埃尔·盖勒格——绿洲乐队的词曲作者兼吉他手——在纽约市曼哈顿市政厅宣誓结婚。25年前，乔琳父母就是在同一幢大楼中喜结良缘的。25年后，乔琳和诺埃尔在双方母亲的见证下，举办了简朴的民事仪式，交换了戒指。 这对情侣于1994年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正式相识。事实上，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几乎像是部浪漫小说。 “我住在他兄弟利亚姆和其他队友的隔壁，”乔琳不好意思地抚了下额头，“他们太吵了，我不满地抱怨了一下，发生了争执。然后他跟他的兄弟换了房间，他安静得像是不存在一样，只是偶尔会弹吉他。他弹了一首披头士的歌，然后是一首他自己写的歌。它很好，我很喜欢它。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好吧，既然音乐节期间的酒店总是吵得要命，那么有个还算安静的吉他手在隔壁也不算坏事，而且他似乎有首不错的歌。” 但这还不是他们相遇的时刻。事实上，在那一晚，乔琳同彼时的男友分手了，她同对方争执的声音引起了隔壁吉他手的注意。后者在争吵声中无奈地出门抽烟，遇到了同样在外呼吸新鲜空气的乔琳。 他发现了她没有打火机的窘迫现状，然后同她聊了起来。在她的要求下，诺埃尔为她展示了那首他写的歌。从那之后，他们就成了非常合拍的朋友。 乔琳强调道：“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是这么相遇的。可他说他很多年前就见过我了，在洛杉矶。他那时候是另一个乐队的工作人员，我们说过话。坦白说，我记不太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但真的有这回事，我差不多能回忆起他那时候头发很长，卷卷的，挺可爱的。可如果真的要算认识，还得是在几年后的格拉斯顿伯里。” “我知道我和他来自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没看到的东西，”乔琳睁大眼睛，脸上露出了一种笃定的神情，“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人。他或许是你见过的行为举止最粗粝的人，但他也是那个能让我振奋起来的人。我们理解彼此的处境，这是最重要的。没人能像他那样让我笑。” 她说完这句话后笑着补充道：“他会是你见过的最烦人的人，但那是种烦人的有趣，所以……我觉得这就没关系。” 当我提及绿洲制造的那些摇滚坏男孩的喧嚣时，乔琳笑着摇了摇头，解释道：“乐队生活的问题在于你始终在跟你的同事一起生活，你们不止在音乐上合作，你们还得是最亲密的朋友。我知道一些著名的乐队成员现在根本不说话了，他们只在后台见面，演完出就离开。但这就是乐队，你们爱彼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乐队解散的时候人们不能和平共处。恨是基于爱产生的。” 她停顿了一下后说：“坦白说，我从小就在路上奔波，我习惯做颗滚石了，从不安定。我不介意乐队生活带来的不安定，可我在感情上需要一个休息的港湾。我认为……我和诺埃尔，我们都找到了对方。” 从跟诺埃尔做朋友开始，乔琳经历了时任男友戴蒙·亚邦的模糊乐队和诺埃尔主导的绿洲乐队之间的激烈不和，后者战胜了前者，成为了英国自披头士以来最大的乐队。乔琳一度被认为是这个当代版滚石乐队和披头士乐队之争的战争原因，她被英国媒体刻画为“摇滚界的海伦”，这个“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传统故事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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