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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指着我厉声道：“你听到没有？我真杀了你啊！” 她的眼睛里满是狠厉的光，感觉就要溢出水来，我知道今日我继续留在这里她不会罢休，懒洋洋从床上爬起来，牵着豆豆出了门。 恰好魏明蹦蹦跳跳的进来，将玻璃门狠狠摔在墙上，门框和玻璃同时颤巍巍的响，我问魏明，“去不去南湖玩？带着豆豆逛逛？” 魏明的爽快的答应，“好啊，重新披上外套，从我手里接过豆豆的狗绳。” 南湖几年前重新开发成了风景区，如今湖上落日红霞，微风拂过湖面波光粼粼，美得很。但风景区终归没能做起来，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几个游客，如今便寥寥无几了。 我给魏明和豆豆拍了几张照片，配上诗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发了朋友圈，算着时间差不多了，这才又赶回去。 家里面已经上了两桌子的菜，大妈叫我去洗手准备吃饭，我们家洗手间是在父母的房间里，早晚洗漱之前都得先敲门才能进去，像是要经过他们同意似的，这对于我和魏明来说是非常的不方便，但对父亲母亲来说，是极其方便的，所以我形成了去厨房洗手的习惯。 刚贴近门口，就听到母亲正和哪个亲戚念叨着：“我家姑娘不懂事啊……” 我知道她在细数我的弊端，以作为她与别人交谈的话题，魏明的胖、父亲的懒、我的丑，向来是母亲的三大谈资。 我推开门，是大嫂，她顺势端着菜出了门去，厨房里满地狼藉，一地的泥水和鲜明的脚印子，像是里面下过一场雨。橱柜上盘子摞盘子，筷子泡在水池里发了霉，抹布躺在一旁，污水在橱柜夹角汇成一注留了下来，淌在地上。我将垃圾桶一脚踢在水注下面接着，弓着身子，生怕台面上的水碰在我的衣服上，母亲问我：去南湖了吗？ 我说：嗯。 她又说：把你那条狗扔了。 我关了水龙头出了门，又回到我的卧室，趴在我熟悉的床上，魏明仍旧在打游戏，只要回到家，魏明就一直在打游戏。 在魏家，男人们喝醉酒是常事，女人们的桌子已经早早扯下，我的大爷们、叔叔们，还在互相劝酒，需要每个男人的老婆轮番去叫停个两三翻才能作罢，彼时已经到了夜里九点半，而他们又互相勾着肩，打算去我二大爷家再喝一轮，没有人能劝得动，他们总是对自家女人说：你知道个啥？ 工作多年，我已经习惯晚睡，熬到一点都是常态，零点，院子里的灯打开，是母亲扶着父亲回来了。父亲躺在大门口，母亲叫上我，将他拖了进来。我们家大门前有个挡雨的棚子，是放电动车的，夏天也可以乘凉。 父亲躺在地上说着胡话，他160多斤，我们两个人都搬不动他，我说：“拿床被子盖上，睡一晚得了，这儿又淋不着晒不着的。” 母亲说我胡闹，说出去让人笑话，于是我问她：“那你打算怎么办？” 母亲说：“等他酒醒，扶到床上去”，让我去给他泡一杯白糖水，多放些白糖。 我对人没有她这样的耐性，不明白为什么要为别人的错误擦屁股，于是将白糖水给她端来，又给父亲拿了一件袄盖着，忙完这些，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睡觉。 我常听母亲说，父亲以前是不酗酒的，但魏家从没有一个人不酗酒，他们就像是中了邪一样，到了某个年龄段忽然就开始嗜酒如命。 现在我自然明白了，没有什么是生来如此，人这一生所遇到的一切都在逐渐影响着我们，而影响最深的，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父亲母亲，丈夫和妻子，是他们，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和距离，将我们推向了某个方向，进而成为了某一种人。 就像父亲一开始是不酗酒的，年轻时他也曾说过他喝酒的大哥，说：我看看不喝酒会不会死了！而今他喝得躺在地上，只能让人拖进家门。 第二天中午我准备赶回潍城，母亲还在计较豆豆的事，她说我敢将豆豆带走她就要杀了我。若是现在的我自然不在乎，别说我知道她不过是口头上威胁，就算是她真的敢对我动手，我也会毫不犹豫的还手，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我的生命。可那时的我不行，母亲的命令对我有着神谕般的力量，我无法反抗她，亦无法反抗那个肯听从命令和威胁的自己。 我只能留在家里哪儿也走不了，就算是母亲出了门，我也无法违抗她的话：你要是敢带它走我就杀了你！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我已经开始考虑旷离的事，是魏明，曾经在我每一次离开都把我的包藏起来不肯让我走的人，他牵着豆豆，推开门偷偷跟我说：“姐，你快走，你还不快走？” 我恍然大悟：我为什么要继续留在这里遭受折磨，听她说她要杀了我？我明明可以逃出去！ 我将豆豆放进了双肩包，违抗母亲的命令让我心如擂鼓，我从手机上叫了出租，一路开去了车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而松的这口气让我开始明白：我其实可以不用听她的话。 回到潍城，我等着母亲的来电斥责，可等了半个月仍旧没有一个电话打过来。一个月以后家里才来了第一个电话，电话里母亲丝毫没有谈论到豆豆的事，似乎它从未存在，语气中谈笑风生，温柔和蔼，这令我开始迷茫：她明明那么痛恨豆豆，甚至威胁我带它走就要杀了我，可我将它带走了，还是偷偷的，她却没有训斥一句？ 我开始疑惑，她明明不在乎豆豆，却仍旧对它如此厌恶和咒骂，这让我感觉她的那些批判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逗我玩儿吗？以威胁和恐吓的方式逗我玩儿？ 我忽然想起，当初她说远，所以我从港城搬到了潍城，她也未见表态过多少，甚至不明白我为什么搬到潍城，如今再看，她焦急的说的远，不过也是逗我玩儿的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豆豆，也不在乎我是否将它带走，她真正想体会到的，是因为她我所感受到的折磨和痛苦，因为这会让她感觉到幸福和满足。 恐吓我，威胁我，看到我的煎熬和无助，可以让她体会到操纵别人的快乐，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游戏，就像用逗猫棒逗得猫摔了一个大跟头，可猫却把腿摔瘸了。
第6章 有事儿叫管理 艾可今天休息，中午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看见滕学凯坐在门口的护栏上抽着闷烟，我瞧着他的脸色不对，便走过去想看看情况。 滕学凯心事重重，甚至都没意识到我就在他身后，我走到他身前，打趣道：“这是怎么了？苦着一张脸。” 滕学凯吐出一口烟，犹豫着说：“我大概要走了。”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坐在他身侧的护栏上，“找好下家了吗？” 他说：“还没有，还在犹豫。啧，文姐老针对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目前还没有辞职的想法，否则我应该站在他那边说一说领导的不是。 我只能说：“她其实也针对我，只不过我不在她身旁，摩擦不起什么冲突罢了。” 他目光深远的看了看对面的一排白杨，下午五点后，白杨对面的那条道路上会有一排卖小吃和水果的晚市。 我听到滕学凯说：“有点舍不得，毕竟已经来了三年了，这个分公司刚建立我就来了，还是想干出点什么成就的，保险也在这里，要走也挺麻烦。” 我从他的话语中能听出他与余文之间针尖对麦芒的冲突，不是他走就是余文走，我明白，要走的那个人一定会是他。 滕学凯的语气在向我求救，事实上，当一个人肯对另一个人诉诸衷肠，多半都是心理上想寻求某种回应的，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站在他身后，告诉他，他才是对的那个，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没有滕学凯就没有化验室的今天。可终归余文才是部门主管，即便她做的步步都是错的，可身为主管的权利还在手里，只要还想留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太过得罪她。 余文换了新的组长，让滕学凯退居一线，我以为滕学凯应该不甘受辱，大概要走了，但他没有。 新的组长是个刚毕业的女学生，长得白白胖胖，鞭子扎的很长，是余文亲自带出来的，教了一个月就让她胜任组长的位置。我想，那个女学生应该会很感激她，将她视为生命中的贵人，对她唯命是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她确实对余文唯命是从。 我们有时用尽了方式也化验不出某个结果来，便会不自觉的扎堆讨论起来，声音也就不自觉的大了，因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在化验室里喊着“别说话”是那位女学生、新组长唯一的工作内容，当然，我也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别的，毕竟她向我们展示的唯一的工作能力就是“别说话”三个字而已。 时间久了，见她没别的本事，大家也只当她的“别说话”是放屁而已。 她总是凑在余文的桌子面前哭，而此时总能听到余文回应：“你能不能别这样？”时间久了，我们都不想去办公室整理数据了，恨不能搬一台电脑放进化验室里来，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哭什么。 后来有一天余文不在，滕学凯从办公室里回来，将他的样品交给我，又交给艾可几份，解释说：“莉莉不会做表格，她在那儿哭，我先去把她教会，你们先给我化验着，否则我今天就要加班了。” 我这才知道，那位爱哭的新组长叫做莉莉。 莉莉什么都不懂，还是要滕学凯给她收拾烂摊子，滕学凯没有组长的名头，却仍旧干着组长该干的活儿，他应该是想把她教会的，直到某一天不小心被余文给看到了，她开会说：“咱们某些人啊，干好自己该干的就行，有什么不懂的叫管理，不是管理你瞎凑什么热闹？以后不准离开自己的工位。” 又对莉莉说：“不会的问我，我教你啊。” 我扫了一眼滕学凯，替他感到生气，忍不住开口：“可我们是在做实验，怎么停在自己的工位上不动弹？又不是白领。” 余文送给我一个大大的白眼，我冲她轻轻一笑，知道这次算是彻底把她给得罪了。 可能是为了实现她“不准离开工位”的目标，余文开始让管培生给我们称样品、做数据，又给每个化验员细分工，每个人可以用什么样的仪器，如果换做其他的仪器，就要将样品交给对应仪器的负责人。 我们不再需要去称量间和办公室，只需要老老实实呆在化验室里做实验和看数据就可以了。对于她这个馊主意大家不得不采用蒙混过关的方式，只将样品化验出来就行，也没法管它准不准。 很快的，样品出现了大幅度的退回重测，做出来的数据也是七荤八素的，没法核实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因为经过太多人的手。 有一天上班的时候余文显得特别老实，滕学凯说，是挨老板的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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