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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在长安四处干谒，但是无果。“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长安的十年人间，杜甫走的分外艰难。 公元748年，杜甫给左丞韦济写了三首诗干谒诗，分别名为《赠韦左丞丈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还给亲戚萧郎中作了一首干谒诗，名为《赠比部萧郎中十兄》。 公元749年，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平定小勃律国后入朝，杜甫作《高都护骢马行》，借马来寄托自己施展抱负的愿望；同年冬天，他又写了《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同样是表达了自己一展才华的愿望。 公元750年，杜甫给驸马、翰林学士张垍作干谒诗《赠翰林张四学士》。 公元751年，正月晦日，杜甫作《乐游园歌》，从个人身世之慨写到时世之叹；同年，适逢李隆基想要举行三大祭典——祭老子庙（太清宫）、祭李氏家庙（太庙）、祭南郊（天地诸神）。杜甫精心构思，为李隆基献上《三大礼赋》，在朝中引起轰动。 后来的杜甫回忆此时，写下了“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的诗。的确，杜甫纵横四溢的才气令李隆基感到很惊奇，诏令他“参列选序”，待制集贤院。但是可惜的是，无论是因为李林甫因为之前“野无遗贤”的事实而从中作梗，或者因为唐朝守选制度而不得不等待，在这一年，杜甫仍然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官职。 公元752年，杜甫作干谒诗《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鲜于仲通与杨国忠勾结，是杜甫厌恶痛恨的对象，但是杜甫受生活所迫，仍要干谒于他。 公元753年，杜甫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公元754年，杜甫生活长期潦倒，却又不见任用，心中非常焦急，于是这一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的干谒诗，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赠田九判官梁丘》、《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赠陈二补阙》等，来祈求一个官位。 杜甫是痛苦的。在他流传千载的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这样写道：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好诗！” 王珪不禁高叹一声，击节称快。他抓着身边的同僚，也不看是谁，就说道：“之前就听光屏说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时我心中暗自忖度，不知是什么样的诗作可以出现这种名句……现在看来，这句诗放在这里，简直就是浑然一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又把作诗概括的多么准确啊！” 【少年时的杜甫是多么快活！家境富足，父亲又有权在手，他作的赋料想可以与扬雄这样的人物匹敌，写的诗看起来就如曹子建一般类似。李邕、王翰这样的人物请求与他相识见面，愿意选择和他作邻居……那时候的杜甫自以为才学相当杰出，很快会做大官！ 可惜，杜甫的理想横遭冷落。 ……在长安，几乎每年杜甫都有干谒诗现世，而“长安居，大不易”，随着杜甫家境的日渐贫穷和每一封干谒信的了无下文，杜甫越加急躁。终于，他等到了朝廷的官职，回头看去，竟然已经在长安困受整整十年。 而在这十年中，杜甫经历了生计无着、沦为清客附庸、罹患肺病、雨灾米贵不得不借住舅家，过着“日籴太仓五升米，焉知饿死填沟壑”的生活……在这十年的最后一年，杜甫的幼子竟被饿死。 ——公元755年，这一年，杜甫44岁。在本年的十月，他终于盼来了朝廷所授的官职，河西县尉。 “县尉”一官要做的本职工作是：逼役、催赋、判案。杜甫的好友高适曾作诗，说县尉一职是“躬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足可见这个官位压迫劳苦大众，是对于有志之才、有德之人的摧残。 杜甫以肺疾不能远赴蛮荒为由拒受县尉之职。很快又改授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这一年的十一月，杜甫前往奉先县探视家人。 而就在杜甫探家的时候时，一件事的发生，不仅改变了杜甫的下半生，同样也在一瞬间改变了大唐。 ——安史之乱爆发了。】 最近时运多艰啊，电脑又坏了，连不上网，啧啧啧…
第46章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多种诱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唐初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隋末，连年战争和暴. 政使得中原大地人口锐减，赤地千里，史载有云“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贞观初年远征高昌时，仅仅因为朝廷从河西征调兵粮，竟使得百姓慌忙隐逃，可见社会的衰败。 为了安置流民、恢复生产、稳定统治，唐初以来广泛地推行均田制的土地制度——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国家给没有土地的百姓或流民田地，让他们耕种，税赋上交国家，在一定年限后，部分土地可以归其所有。 李隆基即位前，大唐的人口已经从唐初的二百多万户增长到九百万户，翻了有三倍多。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土地来进行分配，但是事实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田地却在渐渐减少。 而同时，奸臣当政下，为了大肆揽财，发明了很多新的税赋。除了普通的税赋之外，农民还要交纳脚钱、税物、水渍、折估钱等苛捐杂税。为了逃税，百姓四处流散，逃户大量增加。 ——均田制逐渐被破坏。 与此同时，开元、天宝年间的官僚和地主豪强们依仗自己的强权和财力，大肆吞没侵占农户耕田、巧取豪夺百姓资财，以至于“比见朝士，广占良田……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虽然朝廷下令整改却无济于事，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不需要李世民多言，贞观众臣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笔，快速地记下光屏中细细的分析，一时间竟然无人开口，只有丝丝的春蚕食叶声。 李世民又快又急地敲着大腿，大脑急速转动，均田制在唐初有着极强的稳定社会的作用，算是一个极为贴合实际的政策了，只是随着发展渐渐和事实有了摩擦。 正如秦朝的军功爵授田制，在秦朝建立前是一剂制胜良药，而在秦朝建立后就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刀。 所以得变，但是土地制度很难变。 ——与农民关系最大的就是土地，他们最关注的也是土地。在这片大地上，最多的就是农民，他们可以不关注朝廷动向，可以不关注军队开进，但是他们一定关注的，是田地、是收成、是农税。土地政策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无数人的生活；而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土地政策，对于农民来说不啻于一场地动山摇的地龙翻身。 这怎么会是一件轻易的事呢？ 李世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心中隐隐有不好的预感——均田制崩溃了，那么府兵制呢？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呢？ 【在唐初，以均田制为基础，形成了府兵制——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时劳作，农隙训练，战时打仗，府兵本为民户，由州县管理，与普通百姓一样按均田令授田。 唐朝的府兵制下分为内府卫士和外府卫士。内府卫士由二品至五品官员的子孙充当，外府卫士由六品以下官员的子孙和白丁充当。在这个范围之内，征兵的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征家里男性多的后征独苗的。 但是均田制快要崩溃了呀！ 没有多余的田地，依赖均田制的府兵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府兵立功者无田可授，于是极少有贵族、官员去当府兵，转而多从百姓、贫民中征调。 自高宗后期起，由于边境战争频繁，府兵往往得不到轮换，以致出现了“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现象，人民避役，兵士逃亡。 ……府兵制也濒临崩溃了。 开元年间，李隆基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兵都作为职业军人，而不像府兵制那样闲时务农，战时从军。 但是，募兵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由谁募兵呢？】 李靖惊呆了。 作为一个武将，他没有像那些文臣一样抄录光屏上的分析，毕竟是什么人干什么活。他只是大马金刀的站在那里，用脑子分析李隆基时期的大唐。 李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疑惑的问号。 “募兵，还能不由朝廷干吗？” 他轻轻问，好像害怕惊到了什么。 虽然李世民是一个极好的君主，但是毕竟李靖十分功高。往常的他在朝中向来谨慎，不对其他的什么事发表意见，在被高甑生、唐奉义二人串通诬告谋反后更是“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但是他憋不住了。 募兵，还能不由朝廷干吗？ 先不说募兵制是否适合在那个时候用，既然选择了，那就在募兵制的框架下看问题。募兵募兵，用钱招募兵力，就是谁出钱听谁的。 ——朝廷还有钱吗？ 李靖从脚底泛起一阵寒冷，他的心都沉下去了。 【李隆基执政时，北边有突厥虎视眈眈；东北有奚、契丹、室韦、靺鞨正在快速发展；西方的大食、突骑施、坚昆逐渐显露出獠牙，西南的吐蕃、南诏等一反往日的臣服，吹响了捕猎的号角。 为了不让自己治下的大唐成为又一次“五胡乱华”的牺牲品，李隆基大力加强边防力量，在原先军事部署的基础上，在边镇增加节度使，至天宝年间，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朔方、河东、范阳、平卢皆有节度使，总数目为九个。 然而，节度使的大幅度增加，存在着当时的李隆基没有想到抑或是不敢去想的问题。 首先，强藩驻边，正如同一棵树“强枝弱干”。 这些藩臣驻边的军马少则两三万，多则七八万，多年经营下，各地盘踞着一股股强大的势力，躁动着向长安投去垂涎的目光。如安禄山，在天宝末年统辖着范阳、河东、平卢三镇，拥兵十九万，他一旦心生反义，便是大唐的一次劫难。 其次，边疆的大量征兵，造成了京畿、中原兵力的空虚。 一个国家的青壮年人是有限的，所以总兵力也是有限的，一个地方多了，另一个地方就少了。因为抽调大量精壮兵力驻边，天宝年间防卫京畿地区的兵力竟然不到十万，而且这些卫兵武备短缺、军心疲弱，几乎没有战力。 “畿辅内地河、雒、江、淮、汴……咸驰武备”，果真是“乱亡之世成矣”！ 此外，哥舒翰、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众多胡人成为边帅节度使，掌控边防军权，导致了边镇将帅的蕃族化，他们多年不换防，久任其位，又缺少监督和制约，成为唐王朝的一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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