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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听水镜报出一个人的名字。不是墨家人，而是其对头。 【石磨，是将小麦从谷粒转为麦粉的重要工具。战国年间，鲁班制出石磨。 一件物品从被创造出来到它被广泛使用，经历了漫长的几百年。直至汉朝，石磨加工技术才慢慢普及，让小麦能够从“粒食”变成“粉食”。 影响小麦是否成为主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口感，还要看它在种植时能否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土壤。 小麦从地中海气候的西亚传来，而中原大地是季风气候。 在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作物轮种规律。小麦要打破原来的规律插队，又要符合当地气候与它自身的生长条件，此绝非易事。 其中，耗水量是个大问题。小麦耐旱，但种植过程中的耗水量是粟的两倍。 灌溉成本怎么算？当地土壤是否合适？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先秦时期，小麦多种于齐鲁之地的河流边。汉朝兴建了多处水利工程，让小麦的种植范围外扩了。 石磨+水利工程，却仍旧没有将小麦变成人们餐桌上的主食。兴修水利所耗费钱财不菲，此法还不够让小麦深入田间地头。 北方地区农民们在不断提升“节水保墒”术，即保持土地的一定湿度，让保留的水分便于植物生长。 在原有的“深耕熟耘”与“耕”、“耱”基础上，慢慢再加上“耙”，形成了“耕—耙—耱”三位一体方法。① 放示意图1-4.jpg 通过这些操作，让土地吸水储存能力大幅提升，从而小麦能够广泛种植。 有了这种农业技术变化，到了中唐时期，唐代宗李豫开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收“麦税”。 小麦终于获得了被征税资格，这表示它不是杂稼了，与粟上升到了同样的主粮地位。 至于小麦超越粟的地位，还要等到宋朝时期。 由这段小麦的发展史，能看到外来的农作物在中国生根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 再回头看十六世纪传入大明的美洲高产作物“三兄弟”，它们在明朝的境遇各有不同。总结一下，三者之中以番薯种植最多，玉米次之，土豆最末。 即便是种的最多的番薯，也限于闽粤之地。万历末年的《泉州府志》记载“贫者赖以充饥”。至于其他地区，如江苏有徐光启在万历晚年引种，但效果并不好。 其余地方或有零星记录，都是当做新奇食物瞧个热闹。北方就更少了，因为当时没能解决番薯种植的越冬问题。 番薯有大优点，耐旱、耐涝、抗病虫害，但是它喜温怕冷。当小冰期来临，北方想种植番薯需着重解决此困难。 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种田本事，事实证明如此。 乾隆十一年前后，山东德州的农民解决了番薯越冬难题，让北方得以大面积种植番薯。 这时距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过去了一百零二年，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气候，也没有出现跨时代的科学技术飞跃。 换言之，假如明朝早些重视番薯，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决越冬问题。当天灾来临时，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粮。 遗憾是番薯、玉米、土豆，三者在明朝传入中国，可它们被大面积推广种植都要等清朝年间。 外来农作物的本地化推广，固然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束缚，但先要问一问主观上足够努力去克服困难了吗？ 明朝没做到。 番薯在闽粤种植后，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 万历年间，何乔远写的《闽书》，卷一百五十赞美“番薯”。 说它“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等等。 他也曾参政，首创了宗室入仕之法，试解决明朝后期严重的宗室问题。 明后期宗室数量庞大。其中或是兼并土地肥得流油，或因无法科举做官又不得经商的祖训而凄惨度日。 何乔远敢于触碰这种痼疾，他的下场却是得罪肃王之子，只因奏牍不恭之罪就被贬去了广西。 万历年间已经进入明朝灾荒期，对于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员写的高产作物文章，当时又引起了多少重视？ 答案是没多少。 无独有偶，错失的机会不只一次。 引进番薯的途径之一，是福建商人陈振龙与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得到番薯藤带回大明。上书福建巡司金学曾，请其在省内推广试种。 陈经纶在种植甘薯时，又发现了一种灭蝗虫的方法。 他发现鹭鸟会吃蝗虫，但不易人工饲养，就用家养的鸭子来代替，这就有了养鸭除蝗。写成了《治蝗笔记》，详细记录甘薯田养鸭治虫。 明廷有重视过吗？鸭子治理蝗灾需要慢功夫。崇祯年间蝗灾肆意，倘若提前布局又会如何？ 又一次，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才发挥其功效。 陈家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将祖辈传下来的养鸭蝗术推广出去，后来在清朝书籍中常见此法。 比如《治蝗全法》就收录此术，且记载使用效果。“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嶂山，山上之蝻，亦一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 回望大明，高产作物、灭蝗方法都送到了眼前，为什么硬生生错过？！ 或许，有一件事能给出我们答案。 万历年间发生过一起水稻事件。 徐贞明上书皇帝，希望在北方试种水稻，他有了让水稻在北方增大产量的方法。 这样做好处多多。能减少漕运送粮的途中损耗，更能增加北方百姓的粮食收入。 我们知道万历年间已在十七世纪全球小冰期危机之始。粮食多多的，听起来该是被采纳的良策且立刻执行。 事实确实却极为荒唐，部分北地大臣围而攻之，极力反对北方水稻种植。因为一旦成功，北方就要分担原本部分南方的运粮任务，其赋税额度必增高。 不改变，是对当下既得利益者最好的选择。 对于大明来说，这种选择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许许多多次当革新之物到来时选择了打压。 万果皆有因，万历朝结束的二十四年后，明亡。 如今再看明之亡，是不是亡于天公不作美的小冰河期，想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心中自有答案。 补一句，这种北方种稻方式也为他人做了嫁衣。 清朝，雍正全面推行了前朝徐贞明的方案。十余年后，京津与河北水稻成片。 因此，大明在责问天道公或不公之前，不妨先问究竟有没有尽到人事。 下集见。】 水镜前，一时寂静。 这一句句都是骂到了朱元璋头上，谁叫大明的开国皇帝从前就缺乏这种革新理念呢！ 作者有话说： ①参考文章： 《小麦在中国：技术调试与饮食融入》，杜新豪 —— 本章其他参考书籍：《食物改变历史》，罗格·著，《食日谈》，李昕升·著 —— 《治蝗笔记》中写：“鹭性食鱼子，但去来无常，非可驯养，因想鸭亦陆居而水游，性喜食鱼子与鹭鸟同。窝畜数雏，爰从鹭鸟所在放之，于彼岸芦荻唼其种类，比鹭尤捷而多，盖其嘴扁阔而肠宽大也。遂教其土人群畜鸭雏，春夏之间随地放之，是年北方遂无蝗害”。
第46章 开个好头很重要。 朱元璋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点。 那本《皇明祖训》烧得及时，是把他过往的极度保守给焚毁成灰。 “咕咕说得好。大明之亡，人祸多于天灾，是从开头就错了。” 当下，朱元璋主动表态，是为给今日的观影者们壮壮胆。 他以前杀的臣子太多了，如今朝臣失了敢于针砭时弊的胆气，但锐意改革最需要正是逆流而行。 “朕老了，没几年能活了，这是事实。” 朱元璋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让大明从一开头就走上敢于创新变革的路，是朕死之前的最后心愿。愿诸位协理帮扶，助朕达成心愿。我们先看评论。” 评论区总能冒出一些奇思妙想或有价值的建议。 『评论： △吃货力量大：我来补充一下，美洲三兄弟被哥伦布带回欧洲后的待遇，其实一开始也没好到哪里去。 番薯，欧洲从头到尾都没把它当做主流食物。一方面因为气温，欧洲多地的气温偏低，而番薯喜温怕寒。 真不是地图炮，欧洲和我们比，真是缺少了一些种植技能在身上的。我国清朝解决番薯越冬困难，欧洲没去解决问题。 后来饿得实在有需要了，退了一步大面积种土豆，因为它好种。 再说番薯的口感不符合欧洲人的喜好。其实欧洲在某些方面很保守，以前一直吃的是小麦，没有食用块根类食物的习惯。不合胃口就不吃，这种理由哪里都适用。 类推到土豆，它一开始也被狠狠歧视，叫它“恶魔的植物”。 虽然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产生于欧洲，但那里也是迷信思潮狂涌的地方。 因为土豆长在地下，看不清生长过程，与传统的蔬菜生长方式不一样，它就被打上邪恶有毒的标签。被扣上恶魔的帽子有多惨，参考猎巫事件就更懂土豆在食材界的地位了。 有时候觉得真的很讽刺，欧洲贵族们一边说土豆邪恶不能吃，但另一边喜欢土豆开的花。马铃薯花风靡许久，是珍贵观赏类花卉。 土豆上餐桌还要到十七世纪，农民发现它长得快且很管饱，同时还能逃过官方征税。当时，大灾荒与战乱反反复复出现。穷人实在饿狠了，哪管食物邪恶不邪恶，先吃了再说。 等到十八世纪，普鲁士（德国前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欧洲第一个主动推广土豆的君主，上流社会才开始正眼看土豆。 当时在打七年战争。 法国的药剂师帕门蒂尔所属军队被普鲁士俘虏，他在监牢里被关了三年。吃的牢饭是大杂烩汤，食材包括土豆，发现它很管饱。等被放回法国后，他就开始推广种植土豆。 那个时候，路易十六放开粮价，不让政府管控了。面粉价格飙涨，多地发生大骚乱。帕门蒂尔抓住机会，游说用高产土豆补足小麦短缺以而结束骚乱。 为了快速打消人们对土豆的迷信厌恶，搞了一出越禁越爱。 让路易十六在巴黎近郊划出试验田，且立牌子说这是皇家作物，偷盗者将被严惩。 越禁越偷，附近居民好奇去偷尝。皇家实验与民间风起，土豆就在法国渐渐推广开来。 然后，人们发现土豆可以有很多种烹饪方式，吃它的方法不少，慢慢地成了欧洲主食之一。 至于玉米，不像土豆故事那样先抑后扬。 十六世纪进入欧洲就开始种植，但一直都没有登上主流餐桌。发展到今天，只有意大利北部与罗马尼亚将玉米粉做成主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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