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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看向库狄琚，见她颔首便知自己没有认错，欣然在心里表扬了自己一句：不愧是我。 蜀地特有的水纹纸有明暗两种印花。 这还是之前姜握与皇帝入蜀后，无意中发现的，后高价（除了银钱外，皇帝还给出了一个子爵的爵位），将此家传技术收于官中。 李文成也拿起来对着光线看过，果然纸币明暗如水纹之印，颇为称奇。 这才又看向纸币正反两面—— 纸币正面是钞额数目、复杂边饰以及人物风景图画，反面则以文字为主：刻有圣神皇帝尊号以及年号、纸钞出户部编号，以及官府印章，并一段律法文字，写明造□□的严重后果。 狄仁杰看到这段文字还挺亲切的：还是他带着法学院的学生，参考前朝私铸□□的律法，拟成了一条新律。 因纸币并非黑白单色，而是朱墨间错，多色套印，因此这段律法中多有朱字如血，尤其是‘斩’这个字，看起来更为触目惊心。 今日的大议事，甚至连王神玉都到了。 他此刻看过纸币，尤其是听狄仁杰提起暗纹，就与姜握道：“纸币的这些防伪之作，不光朝廷知道，还要百姓能知能辨才行。” 得先知道什么是真的，才不会被马马虎虎的假货就骗到。 姜握点头赞同，后世发行纸币，也亦有‘刊之印文，编之敕令’的公告之举，更在各地设置‘辨钞吏’，来帮助民间鉴定纸币的真假。 而姜握此时要宣传真钱假//钱的辨别，甚至比历史上的‘编之敕令’的宋朝更方便：报纸。 ** 看过制钞署纸币的质量，哪怕许多朝臣不是内行，也能感觉到若要仿造这样一张纸钞的难度和成本。 通过宣传让人民熟知真钱假//钱的区别。 同时又有技术门槛，卡住假//币的制作。 而且，听大司徒的意思，还时不时要更换雕版花样和模具。 再配以律法，造假//钞以不赦之罪论处。 以上的几条累加，纸钞的安全性倒算是有保障，毕竟说实在的，哪怕不是纸币，从古至今铸造假铜钱的事儿也从未断绝过。 毕竟造假//钱这种暴利行当，无论钱币是什么形式，总会有亡命徒前赴后继的以身犯法。 但是…… 正因这纸钞的质量很好、技术先进（甚至超出了许多朝臣的想象），哪怕上面印的面额，是从五十文起步，不少官员还是要问一句—— “大司徒，这纸钞不知成本如何？”若是成本太高，岂不是需耗国库？ 依旧是库狄琚发言，表示统算下来，成本低于开支，将来技术再成熟一些，还能将纸币的面额再降低一点。 具体的各项成本，属于机密数据，各宰相和户部尚书可知，其余官员只要问得一句，不赔本也就够了。 毕竟…… ‘铸币署’如今铸造铜钱，有时候还是赔本的啊！ 没错，其实朝廷铸币发钱，并不是现代人会调侃的：某某国‘印钞机’又启动了，是无本万利的买卖。 其实此时朝廷每年铸币投入民间流动，是要绞尽脑汁才能不赔钱，或者说少赔点。 姜握直接点名：“周署令，报一报今岁铸币的耗用。” 铸币署的署令，连忙翻开带来的公文，开始迅速报数据。 旁边的经济学院学生，也都在飞速的记录和验算。 其实姜握从前只是宰相之一的时候，她对公文的喜好尚不能明显影响到所有署衙。 可如今她做大司徒都已经九年。她偏好的公文形式，就渐渐变成各署衙更多使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皇帝明显也更看重此等公文—— 少浮词陈调，多简洁之语，更要多具体的实例和数据。 于是铸币署也完全不绕什么弯子，开始直接汇报铸币的成本： “鼓铸钱币，铸一钱的成本大抵如下：需运铜、铁，矿悉在外地；另有物料火工之费；若稍加工铁钱牙样，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1] 也就是说，花一个铜钱的成本，才能铸造一个铜钱。 其实就算‘无利润’，还都多亏了这些年冶炼技术有所进步，才能达到铸币基本持平，之前基本都是亏本的！ 姜握倒也不意外：之前她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看过苏辙所作的《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里面就明确写过，官钱‘大率无利’。 到了后来，更是拉胯成了‘坑冶尽废，每铸钱一千，需用本钱一千四百’。[1]。 姜握还在想宋朝，就听库狄琚开口了：“不对，若花一钱造一钱，朝廷还是赔本的。” 她开口说完，铸币署的署令一愣：“库狄尚书何出此言？” 如今库狄琚已然是兼任工部尚书—— 正式接到这个任命，收到工部尚书鱼符的那一日，库狄琚还忍不住去与姜握道：“当年大司徒不得不辞相位，离开京城去做巡按使。” “当时我心中日夜担忧，恐朝上有人借工部之手，要吞并了城建署。”当时的工部尚书也倾向于东宫太子李弘，在城建署营造之事上，多少会为难一一。 还好是天后摄政，才保得住城建署。 但其中诸多琐事的为难、窝火、步步小心，库狄琚也不愿再回去想。 可如今，却是她这个城建署署令，将工部一并兼管！ 这世上的风水轮流转，转的她实在是太舒坦了。 但正因库狄琚并非从寻常官员升迁之道，走到六部尚书之一，因此她能看到一些旁的官员会忽略的方面。 此刻库狄琚就问道：“铸币的成本——铸币署官吏卒工俸禄之费、公文笔墨成本之费、甚至署衙公厨之费，这些都未算吧。” 也就她会这么敏感：因城建署在创建之初，完全是自负盈亏，得不到户部的拨款。其中俸禄（人工成本）可是不小的一块开支。 然而铸币署这种官方机构，习惯了是由户部一起发工资的，而且里面的官吏卒工都随时可能会被调到诸如‘掌冶署’‘造器署’等将作部门去，因此铸币署是习惯性的不把人当成成本的一部分。 此时听库狄署令这么说，铸币署的官员脸色都跟炉子一样红了起来：别算人工费啊！ 要是这都算上，那，那我们署衙岂不一直是朝廷的赔钱买卖？ 而且是干的越多赔的越多的那种赔钱行当。 然而随着大司徒一声令下，很快铅笔写字的沙沙声以及拨算盘的声音就响起—— 用库狄署令纠正过的方式算过账目后，每年朝廷铸币流入市场，确实是赔钱的。 造钱反而赔钱，你说这事儿整的！ 也难怪辛相素日看铜子儿叫一个心疼：花钱也就罢了，铸钱也是‘花钱’！ ** 想到辛相，姜握手里一直把玩着一枚铜钱一顿。 辛相在致仕前还上过一封奏疏，涉及缺钱。 不，准确来说，是缺铜。 其实我国的矿产一直是不够用，铜钱短缺是从贞观年间就有所显现，在历史上，终唐一朝会越来越严重，甚至闹起钱荒。 历史上，唐代律法曾数次规定：“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 后来荒到一定程度，国家还直接用律法逼迫官员和商人把铜钱拿出来，不得囤积，定‘积钱以七千缗为顶’，多的一旦被查到就没入官府。 甚至，还不许民间铸铜器，要求佛像等均不准用铜，搞得女娘们都差点没有铜镜照。 缺铜程度，可见一斑。 而至于金银…… 姜握又想起多年前与辛相的一次对话。 那是她告知辛相倭国有大量银矿之前—— 她拿着一枚大食国的银币问当时的户部尚书道：“辛尚书，除了咱们用铜钱于市，许多番邦外族，都是用银币的。” 当时辛茂将就对她解释道：“ 姜侍郎（彼时姜握还只是吏部侍郎）是长在宫闱内的，大约见多了金银器皿。但实则，大唐的金银矿都很少——朝中还有定规，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用纯银器皿。” 想用银币来代替铜币，非得有大量外贸以及大量白银流入后才可行。 当时姜握就在想：与西域贸易往来，商人们用的既然是铜币，自多有铜钱外流。 可以说……给本就不富裕（铜）的家庭，雪上加霜了。 因而这些年，从倭国一船船运来的银矿，其实在本朝流通的不多，绝大部分都用于了对外贸易，极大减少了中原之铜的流出。 比如吴英出海，带走的肯定也不是本国的铜钱货币，而是就地取材，从倭国走的时候以金银装船。 同时朝廷在各州，尤其是胡商来往最多的两京东西市（长安）、南北市（洛阳），都设置官方银坊。 令民间商人也便于兑换金银进行贸易。 其实能从官方用铜钱兑换金银，商人们也乐于如此：一来铜币占地太大，每回出门拉那么多铜钱占了多少货物的空间啊，极为浪费。 一来也是，许多西域国家根本不认铜钱啊！收藏一个两个的没问题，但大宗交易，人家就认本国也能流通的金银。 故而这些年来，姜握也算是拆东墙补西墙，拆倭国的墙，补本朝外贸铜钱外流的口子。 ** 她看向手里的第一版纸币。 因纸币的成本问题，第一版纸币最小的数额也定成了五十文。那么大多数百姓，日用的还是铜币——一下子要花出去五十文，在百姓眼里就不是随手的支出了。而五十文以下的钱币，也比较便于携带。 纸币也只是加速钱币流通，便于生产物资交流的一种方式而已。 毕竟之前曾有州县官员上过奏疏：因本地铜钱多被南来北往的商户通过买卖带走，本地铜钱吃紧，有的州县不得不禁止钱币外流，但如此一来，此地便商贾绝足不来，又很影响本地百姓的生活。[2] 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加快，金属货币的短缺会越发明显。 纸币在人类漫长的货币史上产生，亦是有其必然性的。 姜握将手里的几枚铜钱掷于纸币之上。 ** 这日的大议事结束后，姜握来到了将作监。 然而见到她，王鸣珂没有往日的欢喜，她只是从堆满了纸张的条案后抬起头来：“太忙了。你自己坐自己倒茶喝啊。” 等姜握坐下，她又警惕抬头看向落座之人：“你不是来给我布置新公务的，对吧？” 姜握笑道：“怎么会呢，我只是来看望好友的。” 不知为何，姜握看王鸣珂的眼神，还觉得颇为熟悉。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又给王鸣珂倒了一杯，然后想了起来—— 这不就是王神玉说起‘慈不掌兵善不为官’时，看她的眼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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