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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 水佳胤则坚持认为，这是许凝偏袒那些穷县，坚决反对她的提议，以文取材就是唯一正途。 在抚衙内，众目睽睽之下，他严厉指责许凝“居心不良”，是“奸邪小人”，是意图为以权谋私开辟通道。 许凝几次都气得几乎晕厥过去。  * 水佳胤，明浙江鄞县人，字启明。水乡谟子。天启二年进士。由大理寺评事历官湖广布政司参议，督学政，调建宁兵备佥事。镇压白莲教起事，改罗定道。旋因故降官，乃归。 水乡谟为水佳胤之父，明浙江鄞县人，字禹陈。万历十四年进士。授宁国知县。岁饥，请免赋，劝助赈。调丹阳，又逢荒年，修荒政如宁国。积劳成疾而卒。 ---- 1.本章有些内容参考了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 2.图片中为1582年大明行政区域划分的部分地图，红框和箭头是我自己画的洛阳到勋阳直线路程
第139章 流动 连续几年没有上榜举人的县城，本地的乡绅乡宦们难免心生怨念，更容易滋生不满情绪。 而荆楚之地自古以来就民风彪悍，后果不言自明。 “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则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从自然地理上看，勋襄处天下之中。 从陆路走，出了襄阳入武关可以去长安，入南阳可达洛阳，往南走可以到江陵。从水路走，可以从襄阳入汉水，再经汉口入长江。溯江而上可通成都平原，顺长江而下可达吴越，经过洞庭湖可以到岭南。 正因为如此，荆襄之地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大体上说来，如果是东西对立的形势，在地域上表现为关东与关中势力的抗衡，双方交战的中心大致就在潼关至洛阳一带，比如楚汉战争、董卓之乱、东魏与西魏的对峙等等。如果是南北对立的局面，双方的调兵遣将则主要在淮南与荆襄地区进行。 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白居易的《襄阳舟夜》也描绘道：“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阴驿。”这些都表现出荆襄之地的交通特色。 不论是北人南徙，南人北上，都要在荆襄之地驻足。 无数文人墨客，或赏景揽胜，或旅途休憩，或宦海寓居，在这些人行旅之中，荆襄之地已经并非只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种文化情感在空间的投射。 此时，勋阳的重重群山之中，已经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义军根据地。 遭到陈奇瑜和卢象昇夹击而大败的张献忠等部义军，又西进陕西南部，却误入汉中栈道地区的高山险峻之地，此时阴雨天连绵70余日，出口又被官军堵死。 六月，义军决定接受招抚。 这次招抚由崇祯帝批准、兵部尚书张凤翼赞同并由陈奇瑜全权负责。 然而，义军受降是一种策略，走出困境的张献忠等部继续联络各部义军，迅即又发动了叛乱，从陕南四处攻伐，“始纵横不可制矣”。 陈奇瑜因此被参劾下狱，受到辅臣温体仁庇佑而谪戍边地，《明史》称其“诏除名，锦衣卫逮讯，九年六月谪戍边”； 《明通鉴》亦称“奇瑜罪当死，以体仁庇之，未几，仅谪戍边”。 郧阳府，城西、南两面临汉江，东面建护城河，北靠高山岗，南西南北开四城门（后又开小西门、小南门、小东门）。 夜晚，郧阳巡抚署衙内，卢象昇看着邸报深深叹气。 两个月以来奔袭数千里，所有努力再次化为泡影。 夏日的凉风透过他的衣襟，月光皎洁，风里有淡淡的花香，阶下几从修丽的竹子轻轻摇曳着。 许凝款款坐在阶下，递给他一个红满艳丽的桃子。 咬下去，丰盈甜润的汁水顺着舌尖流淌进喉咙。 穿着件石青色圆领袍，眼中血丝密布。他的脸颊也因为昼夜奔波劳累而凹陷了许多。 鬓边的白发更多了……但他永远是坚毅沉肃的脸色。 “听说白天你又跟水佳胤吵起来了。”他无奈地看着许凝。 她比在京城时丰腴了不少，但仍是瘦弱，几乎看不出腹中有个孩子。 身着一件藕荷色薄罗衫子，皮肤苍白清透的她不蔓不枝，恍若一朵清晨雾里的睡莲。 怕被揭穿，所以她从不敢吃得太多。 这两日，她就靠一天两个桃子活着。 但那孩子还是安稳健壮地成长着，真是不可思议。 她拆下铜簪，一头乌发如瀑倾泻。 柔顺的发丝纷乱地铺在他的膝上，他白皙且修长的右手手指缓缓抚摸着她如同绸缎一般光滑美丽的青丝。 许凝则歪着头怔怔地看着他按在石阶上的左手。 关节间错落有致的凹陷，手背上清晰分明的鼓起的青筋......白得微微发出辉光，让她想起峻峭的黑色岩石中的矿脉。 她轻轻触碰他的手背，把她的五指陷入进他修长的五指之间。 她的声音温润且哀伤。 “我本不想跟他吵。我只是怕那些多年不能上榜的学子们……群情激愤，与流民勾结。” 她发出一声苦笑。 “贼军本就肆虐，更可怕的是各县秀才诸生入了贼军，曲解经义，煽动人心。” 在书院与官场中，以激越行为超越等级与身份，挺身抗争、阐述政见，也将受到士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赞许。 “士大夫政治”多少把自由人格带进了官场。 反等级的“另类”虽然很多社会都有，但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官僚组织中，这种士大夫式的反等级亚文化，就不多见了。 士人精神，是中国人反抗官僚主义的一种特殊精神支持。 一些古老的观念显示，当社会成员彼此以“同胞”、“同族”相待时，森严的等级会被软化。儒家“仁爱”思想与农村公社盖有密切关系，而公社中的人际关系，具有一种“拟亲缘”的性质，长辈的长者都视之如父，同辈长者都视之如兄。 太平天国宣称要建立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也是以“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理念为前提的。 传统中国的农民起义，曾提出“平均”、“等贵贱，均贫富”、“铲主仆贵贱贫富”等口号。 唐代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称“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 宋代起义者钟相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他许诺这个理想将在“我行法”时兑现。 既然需要“行法者”，则君主与官员仍然不可或缺，最后仍要走向等级制。 等级制又一定会走向“官本位”社会的循环，这意味着官位成为整个社会的身份尺度，通过与政权的距离来决定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品秩位阶是国家塑造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有学问和有钱财的人们当中，追逐官职和功名的理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一个单一的职业社会。 ……中国阶级开放的模式继续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最理想的仕途上。” 品秩位阶进而还向虚幻世界渗透，与天地同构。 汉代的史官把天空中的群星，以人间官制的样式编排为“星官”，南宫微垣为天子之庭，将相诸官分列其侧。 南朝道士陶弘景把神灵分为七阶，每阶有一个中位。 被祭祀的各色神灵，有称“帝”的、有称“王”的、有称“将军”的。例如城隍，有帝，有王，有公、侯、伯。 这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里都不多见。 烧饼姑娘这类小说的源头，它们都含有一种“命运的不可捉摸”的感叹。 这类“有眼不识泰山”的故事背后，就是中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 朝为匹夫而暮为高官、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都是可能的。 因为“富贵无常”，所以“居贵思贱，家富思贫”，就成了中国人的金玉良言。 自战国起，中国社会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的了。 帝制中国的品秩位阶，也都是以便于流动、便于晋升的样式设计的。 森严的“官本位”等级秩序下，又存在着以择优制、功绩制为基础的活跃社会流动。 林语堂云：“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科举选士使任何人都有上进的机会。” 一方面等级森严，另一方面等级又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肯登攀，从流动机会说又相当“平等”。 科举制构成了一种以文化知识为标准的流动通道，甚至可以说是阶级跃迁唯一的流动通道。 对明清12226名进士的一份统计显示，祖孙三代无任何功名者，占进士的30.2%。 这就是说，明清进士中的官贵子弟只是平民的2倍多，而且那些官贵子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考上来的。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规模与速率，相当惊人。 当然，接受教育、参加考试需要昂贵投资，令穷人处于劣势。 不过在这一点上，也许不能苛责中国古代。 就是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学费同样让穷人望而生畏，教育与阶层高下仍然有重大相关性，教育依然在复制与强化着社会等级结构，再生产着不平等。 中国人早在公元七八世纪，距今一千二三百年前，就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考试制度，它给了大多数人这样一个机会：自由投考，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公平竞争，以知识改变命运。 应天府贡院，其号舍多达20646个，可以容纳两万多人同时考试。 这是一个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宏伟考场，堪称一个奇迹，中国制度文明留下的奇迹。 在人类寻求平等的历程上，中国人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与贡献，科举制即在其列。 巨大的流动规模，在相当程度上释放了森严等级所禁锢的社会活力。 当然，单一尺度的垂直流动，反过来依然束缚着社会活力。而且单一尺度的竞争，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竞争与不稳定性，因为有竞争就有成功者，就有失败者，后者就可能成为动乱的渊薮。 过于高峻的等级造成了底层的巨大压抑感，强化了他们的叛逆情绪。若用现代尺度衡量，“官本位”下的平等，仍是一种“可变的、流动的不平等”。 其解决之道，就是扁平化、多元化，向林立式社会、甚至网络式社会转型。 在漫长历史上，这个体制曾支撑了一个伟大的文明，提供了较多的秩序、安定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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