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凤阳城内一片太平气象:士女如云,笙歌彻耳,没有一点如临大敌的气氛。在大雾弥漫之中,扫地王、太平王等部农民军打着进香的旗号,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大摇大摆地进入凤阳。 忽见火光四起,欢度佳节的人们才大梦初醒,惊呼狂奔。 待有人向留守署报信时,农民军已到了鼓楼。留守署正朱国相,千户陈弘祖、陈其忠稍战即溃,死于战阵。 农民军进入紫禁城,焚烧皇陵享殿,朱元璋亲笔题写的龙兴寺(即皇觉寺)碑也付之一炬;然后打开高墙,释放关押的人犯,焚烧官府廨舍。 据事后给事中林正亨的调查报告:焚毁三府(巡抚、巡按、知府)公署、留守司府厅,共计五百九十四间,焚毁鼓楼、龙兴寺六十七间,民房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二间,杀官六名、生员六十六名、陵墙班军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墙军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军八百余名。 农民军焚烧皇陵后,打出旗帜,自称“古元真龙皇帝”。 这个敢于捣毁当今皇帝祖坟并与之分庭抗礼的人是谁呢? 八大王张献忠。 据考证,与扫地王、太平王一起进入凤阳的还有张献忠、老回回、金翅鹏等。 ---- 此章是100%的历史事实
第155章 女学 过完年的月底,媛贞已经七个月了。 卢象昇抱着她去府衙里给下属们看,每个看到她的人都称赞:“多漂亮的孩子!” 她白皙粉嫩,睫毛长而翘,湛蓝的眸子如同湖水。 确实是美丽的孩子,很少能用“美丽”形容婴儿,但她就是美得不像人间的孩子。 是因为她不怎么能听见吗?卢象昇悲哀地想。 媛贞的世界安静且干净,哪怕在去年兵临城下炮火连天之时,她都只是安静地伏在许凝怀里,沉静的杏眼四处张望。 而许凝……冬天的时候,她得了场不大不小的伤寒,如今还时不时咳嗽。 得病的时候,她坚决拒绝抱孩子,怕给媛贞传染上病毒。 每天,卢象昇抱着孩子,从窗外给许凝递去水饭。 小小的媛贞忧伤地盯着自己苍白孱弱的母亲,卢象昇的心里仿佛再次被扯开一个大洞。 程宿在洪承畴手下,仗打得比在辽东还要顺利。 洪承畴热爱杀降,程宿从不手软,二人一拍即合,加上他熟知兵法,又擅于游击,渐渐成了洪承畴的心腹。 大年初二,追剿农民军时,他再次路过勋阳,来府衙看望他曾经的妻子和女儿。 他冰冷的铠甲上一身浓烈的血腥味,摇篮里的媛贞看到他,吓得哭了起来。 许凝把她抱在怀里,坐在台阶上轻轻晃动着,唱起歌谣。 程宿喉结涌动,说不出一句话。 他半蹲下来,缓缓地掏出两柄极为繁复精美的金丝蝶花簪戴,手指颤抖: “……给媛贞的……嫁妆。” 他脸色阴沉,是夙夜追杀贼军的劳累困苦。 此时,他凌厉肃杀的眉眼竟然带着几分痛苦的哀求。 许凝双唇颤动,怔怔地接了过去,点了点头。 程宿用指背轻轻摩挲着媛贞柔嫩的脸蛋,奇异甜蜜的温柔如同恩典贯透四肢百骸。 这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脉。 她的眉弓和下巴像许凝……鼻子像我。 他摸了她的脉搏,留下一封药方,风风火火地走了。 又过了三天,卢象昇才从南阳星夜兼程地赶回家。 开始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汉江平原的每一寸土地上,厚厚地堆积在旷野无人认领的尸体和野狗身上,堆积在春雪楼和文昌阁美丽的飞檐上,堆积在荒芜的荆棘丛中。 许凝在廊下读书,闭眼听着雪花在天地间悠悠飘落,悠悠地,如同他们每个人的归宿一样,飘在每个生者和逝者身上。 卢象昇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放在她的右肩窝处。 他很累、很累、很累。 鼻腔充斥着她脖颈处散发出来的檀香味道,他长出一口气,无比放松。 许凝没有回头,右手缓缓地抚上他冰冷的耳垂和鬓发。 她声音清缓:“大人。我想办一个县学,只收女童。”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她去水佳胤家里拜访时,看到了他家的闺塾师宋怀云。 问题:(从“五四女性史观”出发)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 当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时,受害女性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被男性外国强权“强奸”和征服。 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也对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来说,女性启蒙成了一个先决条件。 总之,受父权压迫的女性,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成了当时遭受屈辱的根源。 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被赋予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最终变成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 所有受害妇女的特征都可以在祥林嫂这一经典的文学形象身上找到:她被像商品一样卖掉,被以其丈夫的名字相称,没有独立人格,最可悲的是,她被其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浸染得太深了,所以总是责备自己的命不好。 受害妇女的文学形象被历史研究强化。例如在影响极大的《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中,作者陈东原这样形容他的前提:“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 悲惨的传统女性这样一种“五四”形象,更被各种党派政治运动强化:如果“传统”妇女不是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当中,那所谓“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无从说起了。 没有解放运动,又从何建构一幅现代的、新中国蓝图? 在西方读者中,这种假定女性为受害者的预设也有不少知音。 研究印度的学者钱德拉·莫汉蒂认为,第三世界女性是受害者这一观念的普遍流行,跟近代西方女权话语的兴起有莫大关联。 这一话语强调的是,“摆脱束缚的、前进的和独立自主的”西方女性,比所有其他落后地区的女性都来得高明。 总之,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它是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罕见合流的结果。 这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 为了消除这种非历史的偏见和修改女性受害形象,针对中国妇女的历史研究必须精细化,更要高度重视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 最重要的是,妇女历史必须被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 通过一代一代对女性文学的传递,一如巡游的塾师,她们超越了闺阁的空间限制,从而经营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 尽管这些诗人、塾师、艺术家、作家、读者的生活、想法和环境,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所分享,但它凸显了即使在儒家体系范围内,女性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 有这样一个假设被广泛接受,那就是传统中国的妇女普遍受压迫,这一假设逻辑地引导人们去企盼这些女性一有机会便会反抗或逃走。 在寻找“反抗”的迹象失败时——此时人们发现的却是女性看起来的自愿屈从——便会提到,面对儒家传统,女性是“沉默”的。 这种论调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它预设了一个机械化的绝对两分的社会性别关系概念——男性居于女性之上,国家凌于社会之上。学者们因而集中关注于妇女地位的上升或下降,作为企盼已久的“妇女解放”的指标。 但是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运转得这样灵活顺畅?妇女们从这一体系中获得过什么好处?这一问题从未被问起过,更何况回答了。 上流妇女,通过口头传授的训诫文学和格言,她们被授予了其应信奉的理想化准则——“三从”及其衍生物“四德”。 在日常的生活中,她们大多数都于名义上遵从着这些格言,在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管束下,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 尽管妇女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这些规则,但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体系内,她们却极有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 她们有着大量令人难忘的策略,从通过文字作品对格言进行再阐释,到在生活实践中翻新格言的含义,再到寻找道德与写作和实践间的缝隙。 在宋代(960—1279),士大夫家庭妇女享有一定的继承权和相对自由的再嫁、改嫁权;而明末清初时,女性已失去了财产权,并且被迫屈从于日益严厉的贞节观。 此外,地方志中大量的节妇名单显示,无论是上流和平民妇女,都是服膺于贞节观的。学者们以“妇女地位下降”的形式来描述这些变化,这一下降被说成是理学强化、商品化女性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 但是与此同时,即使粗略地看一下地方志、私人作品和小说中对明末清初城市生活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看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幅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女性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充满活力,同时她们还明显享有某种非正式的权力和社会自由。 当谈到统治的中心结构时,要注意的一方面是准则和实际行为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则是正式和非正式权力间的差距,它们都促使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和自我认识。 总之,这一点所呼吁的是一种新的权力概念,这一权力概念强调的不是静态的结构或制度,而是动态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权力得以运转。即使在中华帝国——经常被视作所谓的“父权制”的一个经典例子——个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自我构建,也是有着很大的流动性和可能性的。 ---- 此章大范围引用了海外研究丛书《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
第156章 笄礼 以前,她对于芸娘的思念,远远不如对许知章的思念。 她曾经也厌恶自己是个女孩,十几岁的时候,拼了命地要往男人堆里去,学他们说话,喝酒,做事,哪怕读书,动机也有十分之一的虚荣作祟。 但有了孩子之后,她越来越经常地思念芸娘。 母亲是个雾里的女人,符合一切她对于母性的想象。 温柔,脆弱,包容,美丽。 她生下我的时候,也会像我一样长久地盯着自己的孩子吗? 原来真的有人,从我一出生就无条件地爱着我。 她的手指轻轻抚摸着媛贞柔嫩的皮肤。 她太脆弱了…… 真是可怜。 以后她要怎么办呢? 我是她的妈妈……但我要死了。 我要想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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