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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时间里，《战国论》一点一点完成,如今初稿已经得到，最后只是一些校验、修改的工作了而已。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能窥到《战国论》全貌。 许盈给战国七雄每个诸侯国都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文章，其中史实很多,但相对于分析和议论,史实也只是配角而已。许盈往往从一个诸侯国的兴写起,最后又写它的衰,兴衰的起因、影响都非常清楚。 他用来现代历史学家的分析法，比如今一些史家片面的观点要全面的多,表现在文章中就是观点清晰、全面可信。 虽然一开始许盈写的是《齐国论》,但在最后整理书稿时，《魏国论》又被排到了第一个。因为‘三家分晋’之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天子承认了赵魏韩三家的诸侯地位（过去只是晋国大夫）,这标志着战国时代开始。 而魏惠王也是第一个称王者！ 更进一步说,在魏国的李悝变法也是各国变法的祖宗！也是有了李悝变法,这才有了秦国商鞅变法，楚国吴起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国乐毅改革，韩国申不害变法，齐国邹忌改革——当然，除了这些变法之外,战国七雄其实在其他时代也有变革，只是这些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而已。 因为这个原因，许盈选择了《魏国论》作为开篇。 此时‘战国’这一说法来自于西汉刘向编订的《战国策》，生活在战国时期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时代名叫‘战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周朝人来着。而战国到底以哪一年起始，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说法的。 最早的说法是公元前481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孔子所修订的《春秋》记载的历史至这一年为止（主要是孔子去世了，自然没办法再继续编纂《春秋》）。 而后司马迁著《史记》，其中以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5年，开始叙述六国事。之后刘向编订《战国策》，《六国年表》中采纳了这个说法。 另外也有说以周贞定王十八年（公元前453年） 为战国开始的，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家分晋之事（说是三家分晋，其实是三家分智。那时晋国的大夫互相征伐兼并，总共有赵、魏、韩、范、中行、智六家，智氏才是最强的。此时的晋国至少名义上是存在的，只不过如同周天子一样，名存实亡罢了）。 等到真正三家分晋，那已经是大几十年后的事了！ 许盈却哪一个都没有采纳，而是在《战国论》中提出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为战国开始！这也是现代史家认可的。 这一年周天子承认了赵魏韩国三家的诸侯之位，这也标志着战国七雄中最小的三兄弟就位。虽然赵魏韩三家在此之前就已经实际上消化了晋国遗产，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但华夏人就是这样，讲究一个‘大义名分’。 所以《左转》中孔子才会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古代时的起义，只要没有登基称帝，官方的重视程度就要低一等。而若是打出皇帝名号，不管实力是强是弱，立刻就会成为朝廷官军的第一攻击目标。 而中国的历史朝代断代上也完全遵循这一点，最重视的也是第一代皇帝登基的时间！ 并且，周天子承认赵魏韩三家，这也不是一个名义那么简单...同时也在不经意间展露出了战国和春秋完全不一样的气质——相比起打仗都彬彬有礼，这样的事能做，那样的事不能做，也决不允许杀死做过国君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国君会流亡国外）的春秋，战国才是真正的礼崩乐坏、弱肉强食，再无一丝规矩可言。 赵魏韩‘下克上’成功，这本身就是对礼仪和仁义的极大破坏。而周天子迫于时势，也认可了这种变化——后来赵魏韩国站稳了脚跟，这也说明其他诸侯国，甚至天下人也认可了！ 大人，时代变了！ 许盈的《魏国论》是从魏文侯尊子夏为国师，然后子夏在西河教导弟子，建立起赫赫有名的‘西河学派’的事说起的——对于现代学生来说，学习历史大都限于浅尝辄止，可能并不了解西河学派。 但只要翻阅史书就能明白这个学派有多厉害了！ 当时聚集在西河的士人有李悝、段干木、田子方、谷粱赤、公羊高 等人，单说这个名单，许多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还不能理解其中的辉煌，只知道一个李悝...但再往下追溯，就知道段干木和田子方为魏国教导了大批人才，如公孙痤和公子卬。 大名鼎鼎的商鞅在魏国是就是侍奉公孙痤的...公孙痤是魏国的相国，死的时候为国君推荐人才，提到了商鞅。说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那句话，卫鞅这个人很有才华，要么就用他，不用就杀了他。 不然去到别国，这个人一定会成为魏国的心腹大患！ 只能说古人真的很喜欢立flag，最后果然一语成谶。 而战国时的风云人物，比如说吴起、公孙衍、张仪、范雎、孙膑，不一定都是魏国人，但都来自魏国（很长一段时间待在魏国学习或者从政）。可以说他们必然受到了魏国很大影响，而这些影响追源溯流，一大部分都是西河学派的底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中所说‘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公孙衍和张仪都是魏国人，受西河学派的影响不会小。而这句话又何必只说公孙衍和张仪呢？事实上，扩展到整个由西河学派开始，更加积极谋求进身的士人阶层都可以！ 他们是那个风起云涌年代里，藏在各个诸侯身后，真正推动世界变化成后来样子的角色！ 魏国，因重视文教、重视人才，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心，然后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文化影响力——那可能也是魏国最辉煌的年代了，至少从文化上做到了其他各国宗主国的位置。 许盈在《魏国论》中断言，魏国的强盛，从魏文侯拜子夏为国师，西河学派建立，士人纷至沓来，决定学而优则仕，就已经决定了！ 无论什么世道，文道昌盛、教育大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许盈着重提出了这一点。 教育这件事不当吃、不当穿，花销还不少，此时皇室衰微，周边又都是一些汉化程度还不够的胡人政权。于是在教育这件事上，真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地方庠序早已荒废就不说了，就连太学也是名存实亡！ 现在还能读书的，都不是一般人！读书的人家就算是看着穷苦的门第，问其先祖，估计也是颇有来 头。真正的平民出身，若没有奇遇，估计都不会有读书求上进的想法！既是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也是不敢想。 许盈在《魏国论》中所说，也有警醒如今的意思。 而如果说魏国之兴还只能说是旁敲侧击地‘警醒’，那魏国之衰就是劈头盖脸而来了。 魏国是产出了那个时代最多的人才，其他国家在变法这件事上也或多或少受到了魏国的影响！或许没有魏国种种，其他诸侯国也会逐渐找到时代的出路，但那个时间可能会往后推不知道多少年。 历史的必然是进步发展，但必然之中也有偶然。 然而就是这样的魏国，却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才，最终落一个‘与他人做嫁衣裳’的结果...这些离开魏国的人才在未来，往往也是伤魏国最深的。 魏国人才库养活了半个战国，此诚不我欺。 这就是魏国之殇了，也是根植在魏国根子里的纠结。他们的君主既明白人才的重要，所以有了西河学派，所以有了大批平民出身的重臣。与此同时，又不能完全信任平民出身的人才，隐隐中担心他们不能忠诚于魏。 看看魏国历任相国人选就知道了，多的是魏成、魏齐这样的公族公子，而如公孙痤，那也是魏国贵族！ 这种纠结在一开始时就展露出来了，魏国的‘开国之君’，也是一代明君的魏文侯，他先后有三个国相，李悝、魏成、翟璜。其中既有平民出身的士人，也有王室公子，这是雨露均沾，只看才华，不论出身？ 或许有这个意思，但决定第二任丞相时就在魏成和翟璜之间犹豫，其实已经很说明情况了。 这种纠结是刻在魏氏骨子里的！ 魏氏也不愧是晋国的实际传承者，大概是魏国王室内部争斗激烈，最终导致国君失去了王室力量的保护，被公族们瓜分，这给了魏氏极大的教训。所以魏氏特别注意任用‘自己人’，对于‘外人’，哪怕是和公族关系紧密的贵族都有些犹豫，更不要说魏国平民，甚至是外国人了。 魏国产生的人才不能为魏国所用，人才在魏国逐渐没有了出头的机会，只能向外寻求出路——关于平民出身的人才没有出路这一点，如今何尝又不是如此！
第69章 许盈一边随裴庆读书,一边研究甲骨文，偶尔抽空校阅、修改《战国论》，没过多久《战国论》就修改完毕了——相关的工作本来就做的差不多了。就算他做的再慢,这一延续几年的功课也该结束了。 既然《战国论》已经完结，接下来该考虑的自然是让更多人读到它，以达到许盈扬名的目的。如果是在现代，不用多想,直接想办法出书就好,哪怕是正规出书,如果是自费的,也不会太难，书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而要是私印,不以赚钱为目的,类似自娱自乐的同好集什么的，那就更便宜了，随便一个小印刷厂就能作这个活儿。 但在这个时代,许盈遇到了一点点麻烦。 此时是没有印刷术的,雕版印刷术要在唐朝才能肖想,鼎盛时期是宋朝,所以后人常说宋刻本精美,十分具有收藏价值。 这个时候一部书要传播开来，只能靠自觉抄书了。有名的人写的作品会引来许多人传抄,以至于‘洛阳纸贵’！历史上的洛阳纸贵就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大文豪左思写了《三都赋》,引人传抄，一时之间洛阳的纸价都贵了许多。 然而，如果是一篇文章的话或许可以使用这种传抄的办法，但如果是一本书,这种方法就不太合适了。一篇文章抄下来也不难，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开。可是换成是一本书，这发酵的时间可就太长了！ 裴庆没有提醒过许盈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根本没必要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而且许盈才多大？他有的就是时间！只不过许盈从根子上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身上多多少少还留有现代社会的一些印记。 比如说总是不适应这个时代的‘低效率’，经常会给身边人一种他很‘时不我待’的感觉。 “若是找些人来抄经，是何价？”许盈左思右想了一下，决定先问问情况，实在不行的话先找人抄书，一次抄个几百部，给各个大家都送一部。虽然这样自费的成本不低，但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也不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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