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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要是说，皇上想让我入呢？” 许凝震惊了。 崇祯……还能离谱到这个地步吗？ 太监一个个不顶用，他果然把目光转移到了锦衣卫身上。 锦衣卫无法如影视作品表现的一般，肆意罗织罪名逮捕人，而是要经过相关的法律流程。 首先，锦衣卫需持有由刑科签发的驾帖作为凭据。 万历末年，锦衣卫官员骆思恭（即骆养性的父亲）曾上疏称，由于刑科空额没人给锦衣卫签名，影响了锦衣卫的工作，请求万历皇帝尽快将人员补满。 除了逮捕，锦衣卫通常只有审理权而无定罪权。据《万历问刑条例》载：“法司凡遇一应称冤调问及东厂、锦衣卫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可疑者，即与辩理，具奏发落，毋拘成案。” 《万历问刑条例》指出，锦衣卫审理完毕后，要将卷宗移于法司，对于锦衣卫的案件审理结果，法司可以依律推翻，且判决结论由法司出具。 这并不是说，锦衣卫的存在很多余，在明代的司法运作体系中，就职能而言，法司侧重于管理，而锦衣卫更偏重于执法，也正因此，才会有后人谈之色变的锦衣卫形象。 从庙堂之上到草野之间，锦衣卫的职责多样，涉及事务广泛，锦衣卫武官也常常借势行攘夺利益。 不过，锦衣卫的权力更多来源于君主的许可，在执行上饱受内外制约，形成了明代独特的政治生态。 可以这么说，锦衣卫虽然覆及明代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却从未实际动摇和改变明朝的政治秩序，其存在依附于皇权，并无法立足于制度。 许凝还是无法相信这件事的离谱程度。 “厂卫怎么可能入阁？” 历史上，崇祯确实是这么打算的。 朝堂之上，东林党与温党针锋相对，内阁由重臣把控。 那皇权在哪儿？ 许凝慢慢冷静下来。 “此事难于登天，有违祖制。” 骆养性冷笑一声。 “祖制？祖制还说，女子不可进科场。” 她哑口无言。 “周延儒与其东林党‘多言缇骑之害’，并奏请罢免东厂、锦衣卫缉事。但缉捕之权，乃是锦衣卫根本。” 执法权确实是锦衣卫的命脉，所以他对东林党极其恼恨。 入阁要讲究程序正义和政治正确，让厂卫入阁一事虽然荒唐，但他已经想到了办法——让东林党处处政治不正确，不就好了。 好与坏，都是对比出来的。 凡事要讲究个名正言顺。 “此事若能办成，小爷开心，皇上开心，你也放心。” “替小爷解决东林党，小娘子一定仕途坦荡，说不定到时候你我都能成阁臣。” 荒谬……实在荒谬。 如果这种人都能入内阁，天下士子寒窗苦读数十年的意义在何处？
第182章 黑洞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的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提出了他那个名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计划。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 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 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增兵增饷。 五万两白银，是三千五百万人民币。 280万两白银，是十八亿七千六百万人民币。 先不提剥削百姓，只看白银存量。 大明是个不折不扣的白银黑洞。 洪武七年（1374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并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改为纯纸币流通制度，金银铜皆遭禁用。 一个金融常识是，纸币的发行量应当与贵金属储备量相等，并具备足额的准备金作为保证，否则单纯依靠国家信用，滥发的风险过大。 元朝的崩溃就与滥发纸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相关，但显然明朝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没有从前朝的失败中得到足够的教训。 也许他们当时想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印一些纸币来换取财富有何不可，但财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通过印钞得来的。 正确地通过税收撷取财富，才是一个帝国基本的修养。 大明宝钞一面世就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不断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 可以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到这时已经崩溃了。 但从明初到嘉靖年间，也就是整个15世纪，白银在国内一直保持流通，尽管从未被官方承认。 大明朝廷并不是不喜欢白银，事实上，没有人不喜欢白银。 如同马克思所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白银”，以金银为代表的贵金属作为货币，是当时所有人类社会的终极选择。 随着纸币制度的崩溃，明朝官方对白银的态度经历了禁止—松动—默许的变化。 嘉靖年间以后，大量商品开始用银计价，嘉靖、万历年间的工资、田赋、盐课、关税、官府收入、外贸交易都大量用银。 白银已经上升为民间和官方的主要货币，标志着银本位时代的起始，白银承担起计价、结算、储藏、贸易等货币的主要职能。 任何一种贵金属一旦成为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会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 中国是不折不扣的贫银国，16世纪初的存量合计5000万两，尽管当时产生了“白银热”，各地大挖银矿，但平均每年产银仅30万两。根据历史学家的推算，明朝的实际GDP由永乐年间的1.5-1.6亿两白银逐步上升到16世纪下半叶的3.1-3.3亿两白银，面对这样一个体量的帝国，本土白银产量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正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美洲和西班牙相继发现大储量的银矿，并且由于金属冶炼技术的提升，白银产量剧增。 而凭借在丝绸、瓷器、茶叶等方面积累起的无可匹敌的手工业优势，使得明朝与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将白银从美洲开采出来以后，从美洲运回欧洲，再通过国际进出口贸易流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买回香料、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 而日本国内铜矿极少，银贱钱贵。 1570年，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墨西哥，白银：黄金比为 12：1，在中国则为4：1，只需要将白银从墨西哥运往中国，利润率高达200%。明朝商人们欢呼美洲的白银流入，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则惊呼：“中国的东西便宜的像免费给一样!” 白银开始以每年数百万两的规模流入中国，直到明末，大概有2.95亿两白银流入。 而整个明代产银8000万两，通过国际贸易流入的白银是三倍还多。 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论文中指出：“它（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 一方面境外白银的流入提升了商品交换效率，另一方面全球贸易刺激了明朝经济的活力，盛世孕育而生。 白银潮汐还催生了许多社会的变革：城市人口激增，农业更加商品化，工商业越发繁荣，把晚明逐步改造成一个商业而又世俗化的新世界。 与此同时，明朝也在进行赋役制度的改革，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张居正主导的“一条鞭法”的实行。 改革前的1567年，明朝的岁入银额为201万两，而到了全面推行“一条鞭法”的四年后即1585年，岁入银额达到了368万两，并在1592年增长到472万两。 这时，明朝的统治者终于切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富有四海：粮食在运输的过程中会损耗，储存时间过长会腐坏，丝织品穿着舒适，但无法彰显富有，瓷器华美却易碎。 只有白银，而且是海量的白银，才象征着无可匹敌的永恒的财富。 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社会，虽然让国家的财富暴涨，但也让官方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进入17世纪后，困于欧洲战场的西班牙无力保护海上贸易，使得中西贸易经常受到英国和荷兰的劫掠； 西班牙更因中国商品挤占西班牙商品在美洲的市值空间而进行贸易限制； 1630年，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 1639年冬天，两万多在菲律宾的华人遭到西班牙屠杀，随后，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量减少。 1640年，日本德川政府决定禁止从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曾经给中国带来大量日本白银的路线也宣告关闭。 白银流入的减少，让明朝陷入了通货紧缩。 当一个货币进入了通货紧缩状态之后，会发生什么？ 用最通俗的话讲，你手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值钱了，它会消磨掉绝大部分人的消费和投资欲望。 所有人会拼命的储藏货币，因为货币本身正在非常安全的增值，这将导致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速降低，产品价格下跌。 而货币一旦无法给经济本身提供流动性，就像人失去了血液，会造成经济运行极大的摩擦成本。 ——所有的一切都是致命性的，这又反过来强化了货币本身的安全性，进一步的激发人们的储备意愿。 即使朝廷能收到实物税，也需要折银一部分来节省运输损失，然后到目的地后再用白银采购粮食物料。 但是由于官府缺乏任何货币政策能力，把持了白银和粮食的商人和地主，就开始利用自身优势，在米价、物价和银价的剪刀差中套利。 最后的结局是，大部分的白银沉淀到了他们手里，无法流入国库。 而随着白银的通货紧缩加速，帝国的贪官和巨商开始加速藏银，他们原来就有窖藏白银的习惯。 就这样，巨额白银被藏入地窖，使得白银不断退出流通，如同进入黑洞。 这一方面加剧了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使得手里只有铜钱和粮食的农民，折银纳税的成本越来越高。 而官府又无力增发货币也无力调节税收体系，只剩下继续加税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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