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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 思想转变之后，他的所作所为，在陈寅恪看来就很陌生了。 1953年，为配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和清算，在尹达的授意下，周一良发表“眉样文章”《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对胡适有污蔑不实之词。 1949年之前，周一良对胡适非常尊敬，在写关于魏晋南北朝和翻译佛典的论文时，经常向胡适、向达、王重民等人请教。 周叔弢听说胡适研究《水经》，让周一良把自己所藏的一册抄本送给胡适，供胡适研究鉴定。 胡适在此书题识：“三十六年一月十夜，周一良先生来看我，把他家书弢先生收藏的一本东原自定（水经）一卷带来给我研究……周本是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 1948年8月，又跋云：“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今年一良奉叔弢先生命，把这个本子送给我。我写此跋，敬记谢意。……这个藏本也有特别胜处，李本所不及。” 1949年之后，周一良受舆论和形势的影响，在家信中将胡适称之为“文化买办”，随后著文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何对过去尊敬的胡适进行批判，周一良的说法颇能代表当时一批参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想法，他说：“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尊敬的人。” 1954年，全国文艺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展开声势浩大的批判，批判的矛头仍是背后的胡适。 对这一切，人在岭南的陈寅恪冷眼旁观，“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陈寅恪拒绝批判胡适，在中山大学，不表态，甚至公开表示反对批判胡适者，还有容庚、刘节。 1958年，“大跃进”时进行学术批判。这一次，周一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恩师陈寅恪。 晚年周一良以忏悔的心情回首这件事情：当时我入党已经两年，对于党的号召更是无不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党叫我批判陈寅恪先生，我的态度和五年前批判胡适时就大不一样，不加任何思索就执行支部的意图，从未想到有一天万一跟陈先生见面的话何以自处，或者见陈先生于地下之时应该怎样。但是物极必反，这次“批陈”以后，我倒是逐渐更深刻地认识陈先生学术的伟大。 周一良此举，完全背叛了陈寅恪，并对其反戈一击。曲学阿世，师生断谊。 1963年，陈寅恪编订《丛稿》时，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前记录陈周师弟之情的序删掉，以示往日师生情谊不再。 这种举动，可以和古代先生对弟子的“破门”视之。 一个学者很难把自己分裂为新旧两截，也无法把“旧我”从过去的土壤中连根拔起。但周一良好像是个例外。他的转变之快、思想跟拍，令后人感到难以理解。孩子不能上大学，周一良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 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写批判文章污蔑费正清是美国“特务”。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 妻子邓懿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信中说，不习惯露天厕所，他吟诗“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给干校劳动的妻子。 这一切举动，周一良像被人灌了迷魂汤，不符合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思想和情感逻辑，可是，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这样做又是合乎时代潮流的。 周一良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在时代的大潮中，逐渐迷失了自己。 “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谢泳语） 文革时参加“梁效”写作组 过后幡然悔悟真诚向陈先生请罪“文革”爆发，一向要求进步的周一良也贴大字报，但被红卫兵粗暴制止，斥责：“你不配贴大字报。” 1967年，周一良被抄家批斗，被戴上“反共老手”等帽子。 即使在乘“喷气式飞机”时，红卫兵小将荒谬的批判让周一良感到啼笑皆非，但他绝不会怀疑，把“文革”看作是改造社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 1974年1月，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周一良被指定在会上讲些历史典故，名为批判林彪和孔子，他哪里知道江青的矛头直指周恩来？ 他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学识总算派上了用场。 不久，成立了“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用笔名“梁效”在中央各报发表文章，周一良是“梁效”的成员之一，他学识渊博，凡有学术或历史上的问题，他都能查明出处，圆满解答。 参加“梁效”写作组时，周一良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1976年，粉碎“四人帮”，大批知识分子重见天日。 然而，一夜之间，“梁效”写作组成员成了江青集团御用写作班子，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等都必须接受政治审查，再次失去人身自由。 接受审查时，周一良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一次万人批判大会上，须发皆白、骨瘦如柴的周一良，作为陪斗，跟“梁效”负责人迟群、谢静宜站在一起。对“梁效”的批判和审查，直到1978年才结束。 对全中国人民来说，“文革”是十年苦难，对周一良来说，前后整整十二年！ 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因参加“梁效”，被知识分子诟病。 舒芜以《四皓新咏》为题，作诗讽刺他们四人。唐兰、王利器都有和《四皓新咏》之作。周一良接受审查后不久，收到一封匿名信，上款称“周一良道兄”，信中毛笔繁体大字“无耻之尤”，落款为“一个老朋友”。 无独有偶，魏建功也收到一封这样的信，上书“迷信武则天”。 周一良对此淡然处之，付诸一笑。而魏建功对这封“老朋友”的信大动肝火。 周一良则旷达地表示：“我对此公之正义感以及勇于表达的激情，始终还是表示钦敬的。” 1980年，魏建功病逝。“文革”结束后，魏建功和周一良一样，接受了两年的政治审查。政治审查期间，魏建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心情抑郁，健康受到影响。 在魏建功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重回魏晋南北朝史学领域的周一良，遗憾的是，再也无法向恩师陈寅恪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了。 1958年，周一良批判陈寅恪的发言稿虽然未公开发表，但感觉愧对陈寅恪。 晚年周一良对陈寅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1年5月20日致函汪荣祖，信中写道：“记得适之先生曾说，寅老有遗少味道，一良以为并非全无根据，如挽观堂诗中‘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之类，非对清室有一定感情者，不可能对观堂有如许之同情。一良回忆儿时情况，家父虽早服膺西方学术，曾译康德著作，但有时亦流露出‘遗少’味道。渠与寅老年龄相仿，又皆为清末督抚之孙，宜其思想心态有相通之处。估计北伐之后，遗少心态始渐消失，寅老在观堂挽词之后，似未再流露，而家父晚年竟成共产党之朋友矣。” 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对陈寅恪，对50年风云变幻的所作所为，深刻反省，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的忏悔。 1999年11月27日，为纪念陈寅恪诞辰110周年而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胡守为教授替周一良宣读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周一良去世后，其子周启博在《噩梦醒来已暮年》文中说：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少年青年时潜心文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人对他颇为看好。 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的成就。 然而，中年之后，他被社会环境压制，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家庭、学术的终极目标。 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领袖有什么不对…… 一代知识分子的噩梦实在太长了，白发皓首的周一良幡然醒悟，晚年写回忆录，一声长叹，“毕竟是书生”（回忆录以此为名，周一良曾对人表示此书名引而不发的下半句是“书生上了当”），这几个字中，包含多少沧桑与苦难，沉痛与艰辛。 一生多舛看风云，长使书生泪满襟…… 本文摘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华文出版社出版 刘宜庆著）
第187章 天灾 到了京城，许凝以为崇祯会立即引见自己，但一切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内廷太监来联系她，她几乎有些沉不住气。 她自嘲地笑：这就是权力的迷人之处。哪怕领导一句话不说，也足够下属们彻夜难眠。 紫禁城分成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紫禁城的前面（南面）是皇帝上朝的大殿，后面（北面）是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后宫。 所以，紫禁城的外朝（前朝）建筑，大多以“殿”相称，内廷（后宫）建筑，基本上以“宫”相称。 “宫”和“殿”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的那条长街，又叫横街或者天街。街的南面是外朝区域，在那里，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和东西两侧的文华殿、武英殿构成王朝最重要的礼仪性建筑，国家大事、朝贺庆典都在那里举行。 六科的办公场所非常特殊，明朝只有两个部门的官署在皇宫内，一个是内阁的值房文华殿，另一个就是六科的值房了。 因为六科的值房是一条长廊形的房子，俗称“六科廊”，这就充分说明了六科的特殊。 另外给事中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于，一般明朝的京察，三品以下的官吏有吏部组织考察，三品以上由皇帝考察，但是作为最高官吏只有七品的六科给事中，却是由皇帝直接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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