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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唯独留下了高起潜，仍命令他在辽东督理军务，只是削去“总监”头衔而已，理由是因为辽东军务紧急。 然而高其潜并非真正具备军事才能，面对清兵凌厉的攻势，他贪生怕死，不敢与之决一死战，但又怕皇帝责备，只好割死人的首级冒功。 让太监监军，让锦衣卫入阁，背后都是崇祯对文臣武将的不信任。 许凝无奈地想：他太年轻了。 二十六岁，如何玩得过朝堂上身经百战的老油条们？ 听说了杨嗣昌主张议和，卢象昇写信来，坚决要求把象观送回宜兴。 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老领导杨嗣昌是在卖国，是乱臣贼子。 他在信里用词激烈，连“秦桧”都搬了出来。 许凝非常无奈。 他一定是气急了。 杨嗣昌如果是秦桧，那他不就是在骂崇祯是赵构吗？
第189章 阴阳 兵部职方郎中赵光抃连上两疏抨击他的上司杨嗣昌，极力主战，反对和议。 杨嗣昌上疏辩解：“中原盗贼不平，御边终无良策。而御边于藩篱之外，虽不战而款（和议），犹为胜算； 御之于门庭之内，即使百战百胜，尽属危机。 今日言战言守者盈庭皆是，谁负其责？到那时恐怕早已扪舌退避了。” 当六月十八日朱由检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薛国观、方逢年、范复粹一起进入内阁参预机务时，反对的声浪达到了高潮。 最具影响的是声名显赫的儒臣、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的反对。 表面上看起来，黄道周是在反对杨嗣昌夺情（杨有丧事在身）入阁，其实是与他主张和议有相当大的关系。 黄道周连上三疏，其中之一是抨击方一藻议和，另外两疏是抨击陈新甲夺情起复为总督、杨嗣昌夺情入阁。 黄道周反对和议的言论十分激烈，毫无商量的余地—— “无论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款建虏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 今人或许能够意识到明廷当时改变“两个拳头打人”、与清议和的重要性，可当时绝大部分明廷官员却将议和之举喻为北宋与金屈辱求和，有辱国体，而且对国家是灾难。 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杨廷麟上书警戒到“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埙命”。 他将坚决反对议和的卢象昇等比喻为李纲、宗泽等北宋名臣，影射杨嗣昌等为耿南仲、汪潜善这一类的投降派。 反对派主要认为清军不可信，给予清军“抚款”求和只会羊入虎口，双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其次议和后撤边军入内剿匪更不可举，担心此时清军趁虚而入；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原因便是：在关中剿匪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众多大臣以及朱由检本人都觉得农民军已无须过多担心，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清军而不必求和。 正是在时局形势的误判，朱由检议和之心发生了动摇，在犹豫中想继续观察形势发展而搁置了此事。 卢象昇连上多疏，极力反对杨嗣昌的议和之举。 他的愤怒是有原因的。 四月，宣府边外有警，卢象昇亲督标兵出羊房口迎敌，敌人见无隙可乘，遂退兵。 卢象昇以其智勇，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是，明廷并未叙功于宣云将士。 《东林列传·卢象昇传》有载：“当是时，敌十万临边，象昇以正言相折，一矢不加而去。乃当事者谓无血战，功竟不叙。” 文中所言“当事者”即指杨嗣昌，“是役也，嗣昌谓无血战，劳阏不行。将士愤愤……” 打了仗，击退了后金袭击，你说我们没奋勇血战，所以没有抚恤？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 卢象昇极力安抚了愤愤不平的将士们。 若是兵变，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气得昼夜难眠，杨嗣昌太欺负老实人了。 况且本该丁忧的杨嗣昌入阁执事，竟身着绯袍，招致了绝大部分朝臣的不满。 最重孝道、正在气头上的卢象昇移书杨嗣昌，有云： “变礼易制，诚非易事，但使相业特盛，无愧救时，亦一道也。惟公好为之。” （别人爹死了，都在家守制；领导您却能堂而皇之来上班，还是您能力太强了啊！救亡图存的大业，没了您可怎么得了？） 许凝是后来才知道这事儿的。 能让卢象昇急得跟年轻时候一样阴阳怪气，看来老杨确实是把他逼急了。 朝堂上乱成了一锅粥，但许凝沉默着。 她在等待崇祯。 没错，崇祯是时候用她了。 崇祯已经忍无可忍。
第190章 吵架 黄道周出身于贫寒之家，少年时便聪慧过人。 14岁那年，他失去了父亲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官宦之家求学，因才识出众，被赞誉为“闽海才子”。 23岁的黄道周，以漳浦第一的名次考取秀才，几年后又考中举人。 但道周的科举生涯并非就此一帆风顺。 直到天启二年，近不惑之年的道周方获进士，被授予庶吉士，在翰林院担任编修之职，为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刚刚步入朝廷，便正逢魏忠贤把持朝政。 百官纷纷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都跪在魏忠贤之前，匍匐爬行，只有黄道周不这样做。又因他与屡屡为受陷害的东林党人仗义执言的袁可立私交甚密，于是，没过多久，魏忠贤便免去了道周的职务，将他赶出了北京。 道周的第一段仕途结束了。 崇祯帝即位后，扳倒了魏忠贤，重新启用了一批大臣，其中就包括黄道周。他也被提拔为右中允。崇祯三年，辽东督师袁崇焕因“己巳之变”遭凌迟处死，许多大臣也被连坐下狱。皇帝雷霆震怒之下，竟无人敢为他们主持公道。 只有道周愤而连续三次上书给崇祯，直言，“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 崇祯大怒，将黄道周连贬三级待用。 但正因他的仗义执言，大学士钱龙锡等一批受连坐之罪的大臣方得幸免。此后，黄道周开始不被皇帝待见。因厌倦了朝中挤压、倾轧的党争之风，道周向皇帝称病请辞。 临行前，道周上《小人勿用》疏，批评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并劝诫崇祯“退小人，任贤士”。 崇祯再次震怒，道周被治“滥举逞臆”之罪，削籍为民。 这是黄道周第二段仕途的终点。 崇祯九年，崇祯帝再次启用黄道周。 崇祯本以为他经贬谪数年，锐气早已消磨殆尽，为人会变得圆滑一些，却不想道周依旧不改刚直的本性。 七月初五日他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参加者除了照例应出席的内阁五府六部以及各有关部门官僚之外，特地召来了黄道周。 杨嗣昌因为遭到弹劾，避嫌不出席，皇上命太监去催，到中午才匆匆赶来。 朱由检身穿常服坐在门内，黄道周启奏：“臣注籍未见朝，蒙宣召，不敢不进。”他此时还不知道，这次会议是专门为他而开的。 朱由检说了声“知道了”，便叫吏、户、兵、刑各部尚书汇报工作，然后话锋一转，召黄道周出列跪下，说： “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时从经筵启沃中略知一二。 凡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天理人欲两端耳。 无所为而为之，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之，谓之人欲。 多一分人欲，便损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你三疏不先不后，却在不点用之时，可谓无所为乎？” 朱由检用十分机智的方式先发制人。 因为黄道周是赫赫有名的理学巨子，专讲天理人欲，所以他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他连上三疏动机不纯。 此次廷推阁臣名单中原本有黄道周，朱由检以为黄道周学问虽好，但性情偏执，不能胜任救时之相，故未点用。 黄道周因未用而怨望而连上三疏——朱由检的弦外之音便是如此。 淡泊名利的黄道周根本不在乎点用与否，平静地回答皇上的责问：“圣学渊微，非臣所及。若论天人，只是义利分别。为利者，以功名爵禄私之于己，事事专为己之私，此是人欲； 为义者，以天下国家为心，事事在天下国家上做，便是天理。 臣三疏皆是为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不曾为一己之功名爵禄，所以自信其初无所为。” 朱由检又问他为什么不早上疏反对，偏偏要在点用之后才上。 黄道周解释道：“初欲上疏时，因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疑。” 这是指五月中旬工科都给事中何楷上疏，反对杨嗣昌的和议主张，指斥他忠孝两亏。 黄道周毕竟书生气十足，一言泄露天机，暴露他上疏弹劾杨嗣昌的用意所在，欲盖而弥彰。 朱由检心里也清楚，彼此心照不宣，问：“如今就没嫌疑么？” 黄道周不直接回答皇上的问话，讲了一番大道理：“臣所奏关天下纲常，边方大计，如今不言若后时言之，又怕无及，所以不得不上……” 朱由检见他避而不答，一定要问出个所以然来： “近来言路大开，不拘何人言的当都是听的，原无避讳，何为先时不言，至简用之后方言？” （我是明君，别人劝我的我都听，从来没忌讳过什么。你先前怎么不说，等杨嗣昌入阁之后才开始大喷特喷？） 许凝心想：这他妈不是无理取闹是什么？要不是你太离谱，大家明明可以相安无事的。 黄道周仍不正面回答，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今日不言，再无言之日……” 朱由检说：“清原是美德，但不可扬诩。我太祖祖训曰：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是此等人……” （你现在搞得所有人都下不来台，就是为了挣个忠臣良相的名声） 黄道周就大节谈了一通，朱由检反驳道：“你说多有牵扯，如前云子思一生以诚明为本，此句是了，又云诚出于清，仁出于诚，不又隔了一层？” 黄道周说：“人有欲则不诚，此诚字都从清来，不清安得诚？” 又说：“譬如纲常名教礼义廉耻，皆是根本上事，若无此根本，岂做得事业！” 许凝见皇上在大庭广众之下与黄道周辩论伦理纲常，显然不是黄道周的对手。 她鼓起勇气站了出来。 “黄大人品行学术为人所宗，不料在奏疏中竟说自己不如郑鄤，令人叹息失望！” 吵架吵不过大儒，就把他拉到自己的水平上吵。 郑鄤是谁？ 郑鄤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江苏武进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酷爱读书，文学功底深厚，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为文坛领袖黄道周和文震孟等人所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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